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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主义视域下《一粒麦种》 　　摘 要：恩古吉·瓦·提安哥的《一粒麦种》通过倒叙插叙，把自“茅茅运动”以来的十年历史演绎成一个延伸的文本，而这一文本也成为了肯尼亚独立历史的压缩写照。文本是肯尼亚独立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本文以新历史主义为视角，将《一粒麦种》从单一的文本分析中解放出来，将其置于非洲的历史背景和文学实践的关系之中，对小说展开“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的双向阐释，考察肯尼亚独立这段历史对《一粒麦种》文本的建构以及文学文本对这段历史的重建，以阐述新历史主义关于文本与历史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文本的历史性；历史的文本性；《一粒麦种》 　　引 言 　　新历史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它突破了以往“文学反映历史”的思维模式，讨论历史、思想、意识，思考艺术与人生、文本与历史现实的关系。新历史主义强调文学与历史的相辅相成，并且，认为文学与历史之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依赖关系。历史的文学书写与文学的历史解释表明文学与历史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的关系。这一关系成为新历史主义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海登“历史的文本性”所描绘的历史是人们主观选择的结果，充满了虚构的话语和需要阐述的空白点，真实而连续的历史是无法描摹和记录的［1］（407）。路易斯·蒙特洛斯认为，文本具有历史性，因为包括批评者所研究的文本以及批评文本本身的一切写作和阅读方式都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和物质环境，有着具体的历史背景［1］（393）。正是文学文本中历史的、社会的、时代的共性，构成了文学的历史性氛围，即“文本的历史性”。新历史主义通过“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建立了文本与历史的整体联系，产生了文本与历史“张力制衡”的关系，从文本的视角关注历史，从历史的背景理解文本，审视历史与文本，历史与个人的关系。 　　新历史主义者致力于恢复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把注意力扩展到为形式主义所忽略的、产生文学文本的历史语境，即将一部作品从孤零零的文学文本分析中解放出来。恩古吉·瓦·提安哥??《一粒麦种》集中体现了新历史主义的原则，将作品置于非洲的历史背景和文学实践的关系之中，这样一来，《一粒麦种》、恩古吉的非洲社会文化语境、作品与同时代其他文本的关系、《一粒麦种》与肯尼亚独立史的联系等共同构成了小说中历史的文本性以及文本的历史性的研究因素。小说中，通过多重叙述的穿插，将文本话语无意识地侵入到肯尼亚自“茅茅运动”以来近十年的历史之中，消解了肯尼亚漫长独立过程中的时间距离，从而使漫长而袤远的独立历史统统缩进了《一粒麦种》的文本之中。恩古吉通过文本设计而重构了一段文学性的历史，使历史的文本性特征鲜明地展示出来。同时，恩古吉又通过穿插倒叙，以及一系列事件的设置而使文本不断指向历史，显示出文本的历史性。 　　一、 历史的文本性 　　在非洲文学领域，文学写作的基本主题是为人提供恰当的历史感。历史问题及历史在去殖民化的背景中所具有的意义是备受争论的议题之一。恩古吉的《一粒麦种》将作者对于变革过程中的忧虑外化为对后殖民时期体验的权威描述。 　　关于历史的文本性的理解，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海登·怀特认为：“历史事件都是实际上发生过，但不再可能直接观察到，为了使它们成为反映的客体，就必须对它们用某种自然或专门的语言进行描述，但不论采取何种叙事描写，都无法避免地对先前发声的事件进行重构。这种通过语言重构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再次将语言进行凝聚、置换、象征和两度修改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新文本产生的过程。因而，历史本身是一个文本”。［3］（386）此外，海登·怀特还认为：历史是一种诗意的虚构的叙事话语，对历史的阐释需要加以文学性的修辞。新历史主义者还认为：历史是一种话语。这种历史观不再将历史视为对过去时间的真实描述，而是视为描述过去事件的一种话语［1］（398）。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2］（44）。历史通过语言的不断重构成为了不同的文本，而这些文本不只是所谓的记录真实事件的历史，具有文本性的历史可以被不同的人根据他们个人过去的经验重新书写和阐释。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事件只是文本的因素。事件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个别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的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等等，最后才能构成文学文本［6］（238）。恩古吉的文学作品一直都力求以历史记忆和个人经历为线索，对肯尼亚从殖民时期到实现独立的过渡时期社会生活进行抽丝剥茧的分析。《一粒麦种》正是这样一部文学性和历史性完美结合的小说。《一粒麦种》出版于肯尼亚独立之后，这一历史事件永远属于过去，对我们来说无法亲历，因此它只能以经过语言凝聚、置换、象征以及与文本生成有关的两度修改的历史描述的面目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