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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信用刑事规制 　　摘要：良好的信用是每个社会成员、企业和单位立足于社会的必要条件，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前提。针对失信横行的现实，基于道德规范约束的失效和其他部门法调整的不足，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理应要加强对信用犯罪的规制。但如何有效规制，就不仅需要完善信用犯罪刑事立法，扩充实体罪名，降低入罪门槛，提高罚金刑执行到位率，搭建法律衔接平台，更重要的是，要加快社会征信系统建设，完善信用犯罪的预防体系，才能从根本上减少信用犯罪的发生。 　　关键词：社会信用；刑事规制；现状和不足；完善 　　中图分类号：DF6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2.06.12 　　信用，代表着一种秩序价值，良好的信用是每个社会成员、企业和单位立足于社会的必要条件，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前提，而信用缺失，不仅会侵蚀民众利益，破坏市场和社会秩序，还会损害公平正义，妨碍社会文明进步。但目前无论是关乎民生的市场食品安全，还是政府公信力建设，各行各业都多少存在着诚信缺失、道德水准下降的问题，如何重建信用、规范秩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从刑事司法层面规制社会信用，发挥刑法的最后一道防线功能，应该说具备相当的现实必要性。 　　一、刑事规制社会信用的必要性 刑法具有谦抑性，要求刑罚手段不能过分干预私人的生活和自由，但基于社会生活中各类信用犯罪活动泛滥、道德约束弱化、其他部门法调整失效的现实，有必要在刑事领域中对信用犯罪进行更为严格的规制。 　　（一）信用犯罪泛滥的现实考量 　　信用犯罪，顾名思义，就是危害信用制度的犯罪，从现行立法内容看，包括诈骗类、伪造类、假冒伪劣类、背信类信用犯罪，信用犯罪的泛滥最为直观的反映就是刑事立案数量的增加，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为例，2009年起诉信用犯罪类案件数量190宗，2011年则增长至245宗，并且涉及的罪名范围不断扩大，从2009年的18个罪名，逐年增长至2011年的24个罪名，有学者对当前社会的无信无序状态作了如下描述：“从普通人恶意透支，到一些官员言行不一道德败坏学历造假；从股市内幕交易，到会计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蛇鼠同???’；从为人师表的教授剽窃他人著作，到足球场上‘黑哨满天飞’ ”[1]，说明我国的个人、企业、中介组织乃至政府，普遍存在着信用缺失问题。 　　（二）道德规范约束的失效 　　据笔者统计，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2009年至2011年起诉的1171名信用犯，约78%的被告人为非深户籍，表明了在邻里熟人关系基本消解的陌生城市，外来人口为了追逐经济利益，更容易突破道德底线铤而走险，从事坑蒙拐骗等信用犯罪活动，道德规范约束力下降甚至失效。另外，“道德是刑法的基础，刑法是道德的底限”[2]，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和自律来维持，道德规范手段具有的“天生软弱性”，注定了其在规范社会信用过程中，并不能占据主导性的地位，需要依托法律强制手段特别是刑罚手段的制裁。 　　（三）部门法规制调整的不足 　　民商法和行政法对于社会信用的保障是必不可少的，但其本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其失信行为面前“力有不足”。比如，信用危机典型表现的恶意逃废债务行为，即是如此[3]。民法面对恶意逃废债务行为显得软弱无力，民事责任主要是一种财产责任，不具有人身惩罚性，因而缺乏足够的威慑力量。在行政法层面，恶意逃废债务还没有上升为一种行政违法行为，尤其是缺乏相应的行政责任跟进作保障[4]。因此，在面对恶意逃废债务行为问题上，民法和行政法显得捉襟见肘，难以达到有效威慑和遏制债务人恶意逃废债务的效果，为了强化法律对债权人利益及市场信用的维护，引入刑法规制危害甚大的恶意逃废债务行为，成为必然的选择。可见，加强刑事领域社会信用的保护，可以弥补民法与行政法的局限性，凸显了刑法的“最后手段”功能。 　　（四）信用犯罪的实质危害性 　　我国现行《刑法》虽没有明确把“信用制度”列为犯罪的客体，但诸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资、虚假破产等罪名，其实也包含着对信用制度的保护。另外，近5年来，我国陆续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增设了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背信运用受托资产罪、恶意欠薪罪等罪名，也集中凸显了加强信用刑法保护的立法意图，换言之，信用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在立法层面上已逐步受到重视，可以说，信用犯罪一方面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另外一方面还直接损害了生命财产安全等其他法益，具有多层的社会危害性，刑事领域应加强对其打击和预防的力度。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胡 捷：论社会信用的刑事规制 二、刑事规制社会信用的现状与不足 现行《刑法》有不少条款涉及到社会信用的保护，但面对现实中信用缺失的种种新情况、新问题，立法层面仍显不足。从司法实践看，刑法对信用犯罪的规制也存在着执法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