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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儒家伦理差序格局与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矛盾 　　摘 要：随着我国德育教育从传统的政治思想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变，对于公民教育中如何融入传统文化，成为了一个重要课题。但儒家伦理中的差序格局，是其“仁”的模式必然导致的等级制度安排，又与大学生公民意识的核心内容格格不入。本文试图通过解析这对矛盾，来进一步探讨提高我国公民道德教育水平的新途径和新办法。 　　关键词：大学生；公民意识；儒家伦理；差序格局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5—0208—02 　　一、公民教育的兴起与传统儒家文化的融合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学校德育教育日渐从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转化为包括心理健康、道德规范、法律、民主、公民、环保等概念的道德教育。学校德育的这一转变，标志着德育教育从简单的政治宣传转化为关注学生的法律和公民意识以及基本的人格培养。 　　德育教育内容上的转变，本质上是从单纯的“说教”、“灌输”向人本主义教育模式的转变，同时也是新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在德育教育领域的体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公民教育的兴起，在80年代中期之前，公民教育在我国一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产物[1]，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主流话语对于教育的目标却有了很大的改变，由新中国成立早期的发展社会主义公民转化成为了80年代中期开始提出的“培养合格公民”。在1988年实行的“中学德育大纲”中，第一次提出了培养“社会主义公民”是德育的目标。这一目标也从初高中，延展到了大学课程中。在过去的近20年时间中，各地逐步将原有的政治课变成公民课，并且学校也在课外活动中增加了相关的内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的公民道德教育，与西方国家公民教育有着很大的不同，西方公民教育往往强调的是政治参与、公民权利和公民训练。而我国的德育教育强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精神，并将其渗透到了公民教育之中。而在强调爱国主义的条件下，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感也在我国的公民教育中被强调。在这样的条件下，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时期都占据主流地位的传统儒家文化的一些内容也被融入公民道德教育中，成为公民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一些学者眼中，甚至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共识”，就是西方式的公民人格只有在融入到中国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之中，才能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公民道德，甚至认为，公民社会的法治理念只有和中华民族传统的精神纽带——儒家传统——相结合，才能建设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这些都为公民教育中加入传统的儒家文化因素打开了大门。而在实践过程中，则往往是将儒家的一些只言片语和公民教育中的某些内容画上等号，将传统美德和儒家的基本观念画上等号。甚至认为，公民教育就是将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吸纳西方公民教育的‘民主、自由、个性发展’等现代教育理念”[2]。 　　二、儒家伦理中的差序格局 　　与脱胎自中世纪末期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市民社会的现代公民社会不同，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和“市民”。也没有“公民”或“市民”这一概念。在中国的传统道德领域，基本上对人的政治属性划分只有两种，一是专制统治者，二是臣民。专制统治者人数极少，甚至往往只有一人。他们高居在政治金字塔的顶端，拥有奴役臣民的强大力量。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这样的专制主义者，足以摧毁任何人的自由意志，建立道德政治社会上的君权。“君权”不仅是对其他人权利的压抑，本质上也是对专制统治者自身人格的强制。这种居高临下的君权，必然形成奴役。而不论我们是否承认，则身体的奴役下，必然包含着君主对广大臣民精神上的钳制和扼杀，甚至包括某种精神上的麻醉和控制。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数以万计的臣民以习惯性的意志来服从君主政治的统治，来服从这种精神钳制与麻醉。而儒家以及其提出的以“仁”为核心的思想，正是古代中国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形成的一种对君权统治合理化解释的伦理思想。同时，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一伦理思想事实上创造了一个以道德威望来确保臣民敬畏和服从的政治统治模式。从这点上看，传统的儒家文明的社会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可以依靠个人努力而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自由社会，在儒家文明为主导的传统中国社会中，所有阶层中臣民的位置是不能轻易改变的。而所谓差序格局就是一种等级制度的安排。差序的核心，是分尊卑。尊者统治，而卑者只能服从。百姓只不过是“治下之民”，而非政治主题。所谓“民贵君轻”，不过是一种政治幻觉，在“家天下”的模式下，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必然需要一个伦理来提供合法性的依据，而儒家的伦理完全依靠君主的视野来建构，它所形成的差序格局蕴涵了一种尊卑有别的差序伦理，涉及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上下尊卑的君臣民等级关系是建立在家国一体的体系之中，根深蒂固。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模式下，家庭中的自然伦理差序被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