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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恩在安顺府那些事儿 　　常恩是清代满洲镶白旗人，道光年间在京城做笔帖式，这是专门掌管翻译满汉奏章文书、记录档案的小官。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冬，他被吏部选授到贵州安顺府做知府（从四品，相当于今天的市长），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到黎平做代理知府，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又回任安顺知府。咸丰元年（1851年）9月，他因母亲去世回家奔丧。 　　做过安顺知府的人很多，常恩只是其中之一，也未必是最勤政廉政的那一位。但他留下了两件别的知府没留下的东西，一件是他主持纂修的《安顺府志》，曾受到梁启超的高度赞誉；另一件是《安顺、黎平府公牍》（清手抄本，以下简称《公牍》）。这是他宦黔5年的1000多件白纸黑字的公文、信件、告示以及断案记录，近来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是今天研究清代贵州地方社会不可多得的史料。 　　知府“管事管得宽” 　　在清代，州县官因为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被视为“亲民之官”，而知府位居州县官之上，很少与老百姓打交道，被称为“治官之官”。奇怪的是，《公牍》记录了很多知府常恩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的史实。 　　他在给北京友人的书信中，多次提到安顺“风气迥殊，太守（知府）兼辖地方，如同牧令（县令）。”这里说的就是安顺知府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特别行政区”——“亲辖地”。知府既要管好府属州县，又要像县令一样亲自治理“亲辖地”的事务，这种情况在其他省份是见不着的。咸丰《安顺府志》还对“亲辖地”的田亩、人口、赋税都做了明确记载，表明“亲辖地”相当于州县一级的行政区划。难怪常恩的前任知府胡林翼也这样说道：“安顺领二州三县，而知府和同知、通判各有分地，是名为五属，实八属也。” 　　知府最重要的行政职能之一是断案。常恩除了要转审州县官上报的案件之外，大部分时间还得亲升大堂审理“亲辖地”的案件。《公牍》记载，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他亲自审理府属“亲辖地”的案件就多达140余起，那时大堂外的升堂鼓时常被擂响。 　　征税是地方官员考核的重要依据。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常恩竭力督促州县官上纳应缴赋税，还要努力完成本府“亲??地”的税收。每年九月初一是贵州各地开征地丁秋粮的时候。常恩布告“亲辖地”百姓迅速缴纳赋税。为避免吏役包揽钱粮，有时常恩亲自出马催征秋粮。 　　常恩在贵州做官的时期正值贵州“咸同大起义”爆发前夕，那时地方治安越来越糟，什么打架斗殴、偷税漏税、制假贩假、科考作弊等屡见不鲜。更不可理喻的是，有人胆大包天挖掉府城的墙脚取走土石，导致西门、北门的城墙部分倒塌，被常恩巡查时发现，他气得暴跳如雷，迅速命令差役抓获嫌犯，并及时修缮城墙。 　　清代安顺府是贵州的商业重镇，商贾络绎不绝。府城的中心莫过于大十字了。据府志记载，大十字钟鼓楼居中，四通八达，是往来客商的必经之道。许多商贩在钟鼓楼下占道经营，阻碍通行，以致扒手借机行窃。常恩布告商贩不要占道经营，否则将予以追究。 　　那时安顺的市场上主要流通有布匹、棉花、桐油、红糖、铜、铅、食盐等货物。府属很多地方均设有税关，客商为了逃避关税通常潜行僻径，偷税漏税时有发生。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4月，在府属镇宁州骆家桥税关，商贩杨三、李双、周老二等贩买漏税盐巴，被吏役查获归案，该团伙共贩卖私盐13挑，约重两千六百余觔（斤），此案由常恩亲自督办，由于案情重大，乃至惊动了总督和巡抚大人。 　　常恩在安顺还改建考棚，大兴科举，整顿考风。道光三十年（1850年）10月，他主持安顺府府试。考试前常恩告知各州县，鼓励各童生踊跃报名，买备试卷，并提醒考生不要迟到。开考前几天，府属文武童生齐集府城，频发打架斗殴事件，常恩安排吏役四处张贴告示，要求各考生住在旅馆中好好复习，不要在外闲逛滋事，否则将予以严惩，并抓捕了打架斗殴者。 　　为了吸取以往府试的经验教训，常恩还谕令童生考试应提前亲填报名信息表，以免临场时喧哗拥挤出错，以致“枪手”蒙混过关，难以稽查。为防止有人潜入考棚招摇撞骗以及“枪手”顶名入场，常恩布告应试各童生要安分守己，不要上当受骗，考出自己的真实成绩。 　　礼尚往来重交情 　　《公牍》为我们透露了常恩的人际圈子及诸多礼尚往来的细节。 　　每年的春节、端午、中秋3个重要节日，常恩给上司的贺信必不可少。要是遇上上司或同事的婚丧嫁娶，更少不了送些实实在在的银子。 　　按照清代的法律规定，春节的假日始于每年的腊月十九、二十或二十一日，长达1月之久，具体起止时间由钦天监颁布。这期间地方官员会“封印”，不处理公事。年节期间，全省各地方官员云集省城贵阳，为上司拜年。咸丰元年（1851年），常恩于正月初十到贵阳，驻留9日。其间他和铜仁、遵义、大定等知府、松桃直隶厅知州相识，这是他们相互交流，增进了解，联络感情的最好时机。 　　有一次贵东道（正四品官，当时贵州有东道和西道，位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