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招”做出负责任案件报道.docVIP

“十招”做出负责任案件报道 　　司法是公众最为关注的热点领域之一，而案件报道则是热点中的热点。周正龙案、药家鑫案、周克华案……重大案件一次次引领舆论热点，引发各界关注。而媒体在报道案情真相、传播法治观念、有效引导舆论等方面，肩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 　　一、向公众全面准确而非选择性地传递事实 　　事实准确，这是负责任报道的基本前提。案件事实不准确，会对公众造成误导，让他们在案件性质如何、司法机关处理是否准确等问题的判断上出现偏差。这种偏差极易引发非理性情绪，对案件处理、对司法机关形象都会带来负面影响。 　　2005年，宁夏民工王斌余杀人案经媒体报道迅即成为热点。在部分媒体笔下，王斌余被描绘成被拖欠工资生活无着激愤杀人的悲情角色。一时间，认为王斌余杀人“情有可原”呼吁“枪下留人”的声音占了上风。 　　围绕案件发生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据以作出判断的新闻事实不同，这促使我们下决心重新对案件做调查。通过采访主办检察官，调阅判决书等相关法律文书，案情真相终于明晰：原来，王斌余杀害的并非拖欠其工资的包工头，而是赶来劝解的另一名民工吴华以及吴华的妻子、岳父、妻哥共4人；王斌余出手47刀，刀刀致命，而且在杀倒四人后又返身挨个补刀。2005年9月21日，《检察日报》发表《王斌余案真相还原》，并配发评论《媒体，请用事实而不是感情说话》。后来王斌余被执行死刑，公众理性接受了这一结果。不否认王斌余案是社会悲剧。然而，当感情蒙住一些人的眼睛，对事实的有选择披露让公众判断出现偏差的时候，告诉公众事实是什么，就是媒体首先要做的。 　　二、合理质疑，履行媒体监督职责 　　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是宪法规定的原则，但独立行使不意味着可以关起门来办案。包括媒体监督在内的各种监督，是避免司法专横、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证。对司法机关合理质疑，既是媒体权利，也是媒体的职责所在。 　　2012年5月，某校一大二女生在教学楼厕所被同校大四男生猥亵，在反抗逃脱之中遭对方残忍杀害一案判决。广东省东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而法院对被告人从轻判处死缓的根据是：“考虑到被告人是一名22岁的年轻人，受性冲动影响实施犯罪，考虑到被害人‘有激烈反抗行为，才导致被告杀人’……”被害人反抗竟然可以成为被告人杀人不被判死刑的根据，这意味着法院认可被告人杀死反抗的被害人有一定程度的合理_生。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解释，也会对公众以及其他司法机关造成误导，媒体应明辨其中是非。 　　三、理性引导，避免火上浇油 　　监督司法，质疑当然必要，然而，一旦质疑成为无缘由的猜测，结果一定不美妙。对于公众中的非理性情绪，媒体有责任及时引导，而应避免“火上浇油”。 　　2010年6月1日，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法院办公楼内，一男子持枪扫射，导致三名法官当场死亡，三人受伤。这一事件通过网络迅速传播，而“司法不公”是网友留言和时评来稿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是否存在“司法不公”，这是个事实问题，而不是主观判断，它需要证据支撑。在有确实证据证实之前，任何有关“司法不公”的联想和猜测，都是不负责任的。“司法不公”确实存在，但拿法官被射杀来反思，却十分不合适，因为这有可能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就是面对司法不公，开枪射击法官是正当的。媒体应慎提“司法不公”，及时引导舆论。 　　四、传播法治理念，摒弃非法治思维 　　法治新闻报道和评论，必须坚持法治思维，传播法治理念。简单说，就是一切依法说话。2008年12月，缓刑服刑期间的周正龙发表声明称“虎照真的。没有作假”。多家媒体发表评论文章。北京两家有影响的都市报分别发表《看周正龙翻案哀莫大于心死》和《正龙不悔罪，法院何以对》。前者的观点是：一个招徕眼球的肥皂泡、添加一抹糊涂的色彩、无趣和无聊；后者则提出一个问题：周正龙这样做是否会因为“不悔罪”而使得他被适用的缓刑基础条件发生变化？“这或将导致缓刑令的撤销”。文章提出问题，但是没有回答问题。 　　用法治思维衡量，两篇评论都难说合格。其中既有对法律规定的不熟悉，也有法理上的偏差。笔者为此写了《周正龙“翻案”：如何看，怎么办》一文。论证层次如下：因为错案不可避免，我们应尊重周翻案的权利，若一开始就被视为“无聊”，那么可能并不无聊的翻案导致无疾而终；撤销缓刑条件的法律规定十分明确，仅仅为自己鸣冤（哪怕冤屈不存在）不会导致撤销缓刑；有关部门该做的不应是急于追究他的翻案，而是认真查一查翻案是否有理。引导公众用法治眼光观察法治事件，这是媒体的责任。 　　五、跳出个案，在制度层面建言 　　个人命运需要关注，但仅仅关注个人命运是不够的。很多时候，个人遭遇折射出的是制度漏洞。在制度层面反思，就制度完善建言，是评论的重要价值。2007年11月，“丈夫拒不签字致妻子孩子双亡事件”引发全国关注。它里面既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