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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腾”公益夫妻档 　　2013年整个秋天，杨利川和王津津都在国外度假，本来好不休闲，不曾想，11月底刚回到深圳，马上就投入了一场耗时耗力的“战斗”。 　　早在3年前认识这对企业家夫妇时，他们就是我见过的最不务正业的企业家，现在这种状况似乎愈演愈烈。 　　彼时，原本从事外贸生产的王津津被千禾基金会理事长刘小钢“诓”去当了秘书长：一分钱薪水不领，每天忙得要命，对谁却都“自来熟”地热情。杨利川则矜持很多，健谈但气质内敛，名片上首个头衔还是东莞东亚包装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亚包装）董事长，接下来就“歪”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创始会员，深圳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理事，等等。他还出了本书，《地理环境与世界历史》，属于理论著作。渐次地，他与政商身份越行越远，倒像个社会改良者和学者。 　　及至2012年，听说千禾基金会又到处招募秘书长，方知王津津抱恙。本以为她辞去社会职务隐居休养，会在公共领域消失良久，然而没过多久，她又出声，这次是与丈夫一起折腾“家门前”的公共权益。 底色 　　2012年3月27日，杨利川发了条微博：“小区里违章挖建、侵占公共绿地越演越烈，已成恶性攀比、占山为王之势。我数年来投诉物业、政府无果，城管部门也只是虚张声势不了了之。我们能否形成公共社会？”微博得到很多回响，第二天，他遂宣布：成立一家“全国最小”的NGO，目的是通过社区自治找到保护公共利益的办法。这个，就是如今已注册成功的“东海岸爱家协会”。杨利川是协会发起人和理事长。 　　在二人共同的好友、著名民间公益人梁晓燕眼里，这对已经共走30多年人生路的夫妻几乎融为一体：“他俩的感情之好—应该说，在我们的朋友圈里都是很少见的。”相似的价值观、共同的朋友圈、对社会改良同样强烈的兴趣与热情，“唯一差异较大的，可能就是性格吧”。 　　“我俩有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特别关心社会公共领域的事情。”王津津有时埋怨丈夫太爱操心。比如晚上吃完饭，夫妻俩在小区散步，杨利川每每走在路上便开始叹气：“这里有违章建筑”，“那边有人乱丢垃圾”，“还有侵占绿地的、砍树的”。她就说：“本来好好的心情，被你一说都没了，你能不能装没看见啊！”杨利川答“是是是”，王津津知他心里其实意难平。她也承认，若真遇起事来，其实自己说不定比丈夫更较真。 　　她把这种共同价值观的形成归因于二人有相似的“底色”。 　　1950年，王津津在延安一个干部家庭出生，她是周恩来养女孙维世的表妹，也是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外甥女。这样的家庭特点是，虽说不上很富裕，至少不愁吃穿，且有条件接受非常好的教育。王津津中学念的是育英学校，与毛泽东的女儿同校。直到1967年初中毕业，她响应“文革”号召坐上了开往北大荒的火车，在那里遇上同是红色家庭出身的知青杨利川。 　　“我们在连里特别显眼，他是文书，还是排长，我是事务长，都很活跃。”那会儿，他们一有时间就躲起来看书、讨论，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到巴尔扎克、雨果，狂热得连掰种子中间休息的空当都不放过，跑回去看几页书，又再跑回来。 　　和梁晓声《知青》里所描述的不一样，彼时他们因真心诚意地信仰着、追求着，并未感受到太深的压抑和痛苦，而是在这段艰辛而漫长的岁月中奠定了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人生底色，并收获了爱情。反倒是多年后再回首，自是知道受了“欺骗”后，郁闷才漫上心头。 　　“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杨利川戏谑，然而人生便是这样，底色一旦奠定，就再难抹去。那些理想和浪漫随着“文革”结束至今，仍流淌在他们的血液中。“从激进的角度来说，何尝不也有积极的一面呢？比如说责任感，还有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气魄。” 舍书斋而就社会 　　2013年6月，筹备了一年多的“爱家协会”终于在波折重重后注册下来。说起“最小NGO”这个噱头，杨利川倒不好意思起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最小，开玩笑的。SEE是全国最大嘛，这次想把家门口的事办好，所以就说办个最小的。” 　　杨利川最早参加社会公益组织是在2004年。当年6月，首创集团总经理刘晓光、万科董事长王石、联合运通董事长张树新等近百名知名企业家出资成立了一家会员制的公益环保机构—就是大名鼎鼎的阿拉善SEE。杨在网上看到协会成立的消息，马上主动汇款加入，“自投罗网”。 　　而恰恰是这位纯粹的参与者，一再为协会组织结构的松散、成员的懈怠等问题拍案而起；也是他，连任两届协会理事，跑了十多次阿拉善沙漠，不止一次提早结束生意谈判，就为了赶赴北京的理事会会议。 　　“我觉得他是对社会特别有情怀的人。”已经64岁的王津津说起杨利川来，眼神仍旧闪亮。对他们而言，天下兴亡、社会兴衰，匹夫必定是有责的。 　　时间回到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杨利川以高分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先后进入中国社科院和经济日报社进行改革相关研究。那时，他与张维迎、崔之元、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