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独特叙事方式进行个性化表达”.doc

“用独特叙事方式进行个性化表达” 　　“学琴十年，音乐在我的人生及后来的摄影创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张惠宾：从你的经历说起吧。 　　杨建川：我父母属于南下干部，年轻时从山西调到重庆。1952年我在重庆出生。我小时候父亲所在部队实行供给制。1955年，供给制改成工资制。这个时候，老二、老三也出生了，家里孩子多，父母就把我送回老家山西临汾，由我爷爷照顾。 　　1959年，父亲从部队调回地方，父母把我接回成都实验小学读书。按正常情况我应该从一年级读起，因为我在临汾读了两年私塾，学校把我对应插班到二年级。但私塾教育和学校教育是两回事，我进去之后根本读不懂，成绩很差。那时我个子高，人长得光鲜，四川省歌舞团苗团长是我父母战友，他说，这个小孩条件不错，身架子好，手指好，干脆来我们团里学舞蹈，我培养你，以后就当舞蹈演员。我母亲觉得男孩子学舞蹈不合???，不如学音乐，我也喜欢大提琴，团里也有便利条件，找个老师教我就可以了。我就开始学大提琴，从少儿班升到少年班，接受专业的音乐教育，团里也把我作为未来的大提琴手培养，我的成绩也从班里最差的成了最好的。我父亲还花一百多块钱给我买了一把大提琴，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学琴十年，音乐在我的人生及后来的摄影创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所有院校停课，我不可能进专业音乐院校了。1969年初我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到四川眉山广济公社全兴大队第六小队，当了两年知青。 　　张惠宾：下乡之后还拉琴吗？ 　　杨建川：我是带着琴下乡的，但我们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要劳动，要自己挣工分养活自己，很少有时间练琴，那两年基本上中断了。1970年底我参军到了部队，部队一看我学过大提琴，可以到文工团去，有更好的出路。1973年我参加空军招飞，各方面条件都符合，就是最后第二道政审没过，因为我母亲的出身是富农。我很失望，很受打击。音乐没搞成，乐团没进去，飞行员梦也破灭了，我就闹着要回地方。我们政委说，不要回地方，我们跟空军申请看能不能再给你一次机会。我就又等了一年。1974年我又参加招飞，还是不通过。我一气之下就回四川铁路局当了机车调度员。 　　“我的摄影技艺最初都是从陈为民那里学来的，这是我照相的第一步。” 　　张惠宾：你从插队到当兵，后来又到铁路局当工人，农、兵、工都干过。你是如何与摄影结缘的？ 　　杨建川：我是成都铁路局燕岗机务段的机车调度员，那时机车调度员很牛，而且我还是重点培养对象，很有前途的。但那个地方全是山沟，我不甘心一辈子呆在那里。后来我进了成都工程机械厂，想在第二年保送读大学。但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全国要恢复高考，不能保送了。 　　1976年年底，我照相的经历开始了。我有一个朋友叫陈为民，他也是当兵回来的，他父亲是四川文化馆的，配有照相机。我看他生活很好，就问他怎么来的钱，他就跟我说：“我有发财路，你跟着我干。我们每个星期骑自行车到20公里外的新都，那里驻有一个解放军的师部。我们自己买胶卷，给部队官兵照相，洗出来之后卖给官兵，挣的钱我分你三分之一。”我就跟着他乐此不疲地干了近两年。 　　张惠宾：那时候用什么相机？主要给他们拍什么照片？ 　　杨建川：双镜头的海鸥4A，拍的都是部队官兵英姿飒爽的照片。 　　张惠宾：你拍还是他拍？怎么冲洗？ 　　杨建川：先是他拍，我不会拍。我跟着他学了一个月，后来他给官兵摆姿势去了，我就开始拍了，拍完以后拿到他家里冲洗，他家有一个1平方米的小暗房。我们经常到医务室、机关要几个浅口的盘子，几个夹子。因为我们工厂也照相，我就找他们要一点显影水、定影水。他教我怎么配药，我就跟着他冲洗、放晒照片，还要裁花边。我的摄影技艺最初都是从陈为民那里学来的，这是我照相的第一步。 　　“1981年，我托人买了一台理光单反相机。那是我自己真正拥有的第一台照相机，我如获至宝。” 　　张惠宾：后来呢？ 　　杨建川：后来陈为民参加第一批高考考上了，我还是懵懵懂懂的。那时我们工厂研究所有一个测试组，专门给所有产品测试照相。我就跟领导说，我想搞测试。我就进了测试组，主要拍机械制造、零件等工业片子。当时技术员队伍管得不严，我们组的纪工经常拿着照相机到外面照，照公园里的风景、花花草草。我特别感兴趣，就跟着他。他洗照片跟我们不一样，显影定影时总搞点儿小技巧。 　　张惠宾：都有什么技巧？ 　　杨建川：很多，比如相纸中途曝光。别看他照的不怎么样，洗出来确实跟别人不一样，有一点自己的小风格。我就跟他学。我还跟他说，你是老工程师，我是新兵，能不能给我几个卷，我也去拍一拍。他就把相机给我，我就到公园里，到郊区拍花草，拍景物。那个时候缺乏摄影知识、摄影理念，就是跟着别人瞎拍，没有特定题材。 　　1980年，成都电焊机研究所要办大学，我就通过正规高考考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