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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方学者视野下中国文武关系模式 　　[内容提要]“以党领军”是中国文武关系的核心，也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夺取政权的关键因素之一。国内学者对此关注和研究很少。本文概括介绍了西方研究中国文武关系的六种模式：文官控制、互利共生、专业主义、派系研究、利益集团以及国家化模式，并做出扼要评价，以期对国内有兴趣的学者有所启发。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军队 文武关系 党军关系 　　引言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夺取政权的关键因素之一。尽管如此，对“以党领军”为核心的中国文武关系，国内学者很少关注，更没有深入思考，仅停留在被意识形态化了的宣传性叙述层面。相反，倒是西方学者最迟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就已经开始展开了对中国文武关系的研究，并不断深入，形成了认识中国文武关系的不同理论模式。本文试图对其中主要的理论模式作一介绍与评析，以期国内有兴趣的学者能从中受到启发。 　　一、文官控制模式 　　任何军队都管理着世间最具组织化的暴力，又是最具暴力能力与倾向的组织，其基本作用是计划、准备和进行战争，所以时常被看作是对政府的主要威胁。因此，即使世界上最专制的政府也要使军队服从文官领导。文官控制军队的理论是由亨廷顿开创的，其本质是削弱和限制军队的权力，使之服从文官的领导。他根据西方各国的政府文官与军队之间的经验，把文官对军队的控制分为两种。一是主观控制模式，它否认具有独立的军事专业主义的自主性，借助军人文官化，使军队成为政党或国家的化身，达到文官控制军队的目的，这种控制建立在文官和军队精英在价值观和信念上高度一致的基础上，其基本特征是最大限度地扩张文官在军队中的权威与权力，严密掌控军队及其对政治的干预。另一种是客观控制模式，即尽可能地培养军队的专业主义，使军人自动服从文官领导，以达到文官对军队的控制，其特征包括：第一，军队高度专业化，军官意识到他们专业能力的局限性；第二，军队有效地服从文官政治领导者，这些文官政治领导者制定基本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第三，文官领导承认和容忍军队拥有一定的专业能力和处理军事事务的???主性；第四，作为上述三点的结果，军队对政治事务的干预和政治对军队事务的干预都被降低到最小限度。 　　中国共产党在暴力革命过程中建立起了“以党领军”的文武关系模式。不管是在建军理念还是在现实的党军关系中，党基本上属于文的一面，从这方面说，“以党领军”基本上属于文官控制军队的模式，从一定意义上也是对中国传统的以文制武模式的恢复与重建。正是基于这一点，有许多西方学者用亨廷顿的文官控制理论分析中国“以党领军”的文武关系。多数学者认为，尽管中国这种文武关系具有亨廷顿的客观控制模式的某些明显特征，但相比之下主观控制理论更适合用来分析中国“以党领军”的文武关系。因为其核心特征是以党领导军，其根本原则是党权至上，即“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为实现这一原则，党通过广泛而精细的控制体系渗透到军队各级组织与最低层的细胞，这些体系包括一般由党的最高领导人或集体担任军队的最高统帅，党在军队内部各层面建立党委、政治部门和政治委员子系统，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党对军队的干部人事、物质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全方位控制。这非常近似于亨廷顿提出的主观控制模式。 　　不过，有学者认为，尽管中国共产党控制军队的模式非常接近主观的文官控制，但二者之间的相似只是表面现象。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个党控制军队的模式而不是文官控制模式。在中国，党从来不是纯粹的文官，而是同时包含着文官和军队因素。因为在1949年前的很长时期内，党更多的是一支军队而不是由文官构成。党对军队的控制并不完全等同于文官控制，因为军队是党及其领导集团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实际上，党的控制可以被看作是与真正意义上的文官控制对立的。这种观点看到了西方文官控制以比较成熟的民主政治结构与过程为基础，而中国的“以党领军”则以一党治国的威权主义政治为基础，二者的具体区别在于：前者能使军队与文官在组织与职能上分离，军队不参与党派之争，保持所谓的政治中立，而后者则不仅使军队与党在精英层面合而为一，而且还使军队精英卷入党内的意见与权力纷争，参与日常的国家政党政治运行，在政治动荡时期成为重建政治秩序的关键力量，以及承担过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职能。 　　如果说文官对军队的主观控制模式至少适用于毛泽东时代的党军关系的话，那么，随着邓小平时代中国军队的正规化与现代化提速、专业化程度逐渐提高、党（而不是军队党组织）和军队在组织功能上的日益分离、革命一代军人的辞世等一系列因素，都使中国文武关系的主观控制模式成为不可能，而是向着客观控制模式转变，而后一种模式把专业主义作为武装力量中主要的价值判断标准，以此约束军人的非军事野心，实现文官对军队的控制。 　　二、互利共生模式 　　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互利共生关系是一种历史遗产。自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