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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怪愚笔挟风雷新闻勇士
严怪愚笔挟风雷新闻勇士
一代报人严怪愚因不畏强权,文风犀利,笔挟风雷,成为抗战时期与邹韬奋、范长江、冯英子等齐名的著名记者。他曾第一个果敢揭露汪精卫叛国投敌的丑闻,震惊海内外,赢得了“新闻勇士”的美誉。
首揭汪精卫叛国丑闻
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与周佛海、陈璧君、陶希圣等人从重庆逃往越南河内,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蒋介石发出“艳电”,主张“与日本交换诚意”,以“和平谈判结束战事”。次年3月间,汪又亲拟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的《汪平沼协定》,向日索取活动经费及军费借款,并派“日本通”高宗武携往东京签署。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脱离中央投日,对国民党来说,自然是一大丑闻。蒋介石很是恼火,下令封锁消息。重庆各报虽略知内幕,但身处“陪都”,在新闻管制的高压下,只能暗中议论和观望。
国际新闻社负责人范长江也无法揭露此事,情急之下,找到当时以中国西南旅行记者身份在重庆采访的严怪愚(时任湖南省《力报》采访部主任),并交给他一份材料,说:“国民党禁锁严密,重庆各报均不敢发表。《新华日报》为照顾关系,也不好刊登。我们商量,只有找到你,再试试你的勇气,让你们的《力报》首先发表这则震动国际的新闻。《力报》办在湖南,天高皇帝远,你有勇气吗?”严怪愚未及看完,就被汪精卫的卖国行径激怒了,不禁拍案而起,大呼:“可耻!可耻!真是民族败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领土,杀戮我同胞,而今竟有人认贼作父,想将五千年文明古国拱手相让。我必须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马上予以揭露!”
当晚,严怪愚写成一则电讯,加急发回报社,并寄上一篇《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的通讯。第二天(1939年4月7日),这则新闻便以《图作小朝廷之大傀儡,汪逆实行降敌卖国》为题,一字不漏地在《力报》头条位置登了出来。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汪兆铭先生与日签订密约,其倡导的和平运动,是公开投敌的可耻勾当,也是片面抗战路线的必然趋势。日寇在华进行政治诱降,看来已初见成效;国人切不可等闲视之!”消息既出,东南半壁倾刻哗然;全国民间报纸纷纷转载,甚至整个国统??为之震动,群情激愤,要求严惩汉奸卖国贼。重庆当局十分尴尬,因“惹事”的《力报》在湖南,蒋介石下令严查。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慑于蒋介石的恼怒,一时惶惶不可终日。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政工处处长胡越大发雷霆:“严怪愚造谣,竟敢诬蔑我们的汪副主席,非抓回来枪毙不可!”
《力报》披露事件半个月后,国民党中枢见纸包不住火,也只得改变态度,宣布将汪精卫开除出党,中央社和各报才纷纷报道了这一叛国丑闻。薛岳则转怒为喜,胡越也改口说:“我们湖南是第一家公布这个重要消息的省,别的省、别的报纸只好在后面赶黑屁股……”这样,严怪愚和《力报》同仁才幸免于难。《力报》因此影响面迅速扩大,发行量由原来的三千份猛增到一万二千份。严怪愚因其果敢壮举而赢得了“新闻勇士”的美誉,随后担任了《力报》总编辑。
除了正义,严怪愚没有什么强硬的后台,因此他吃了不少苦。湖南《晚晚报》因发表了他一篇揭露曾任湖南省代理主席何键的公馆黑幕的小说,就被当局查封,也使得他很久不能用“严怪愚”这个名字发表文章。1940年5月,国民党发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湖南当局趁取缔八路军驻湖南办事处之机,以“言论荒谬”、“协同‘八办’阴谋推翻政府”为由,查封了《力报》,报馆三人遭逮捕,严怪愚被投入监狱达8个月之久。此举惹起民众抗议,许多读者拒绝办理退订手续,要求《力报》复刊。出狱后,严怪愚即与冯英子找省党部书记廖维藩交涉,廖同意复刊,但提出复刊后的《力报》必须听从政府指令。严怪愚即刻表态:“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拂袖而去。这次交锋虽复刊未果,但彰显了这位新闻怪杰的胆魄与睿智。
创办《力报》旗号鲜明
严怪愚本名严正,1911年生于湖南邵东县九龙岭严家桥。受同乡老师贺绿汀革命思想的熏陶,严从小追求进步,1928年17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秋,严怪愚考入湖南大学经济系。他性格刚正耿直,才思敏捷,在校期间即出版了《百感交集》一书。他经常在湖大校刊、《民国日报》《晚晚报》等报刊上发表抨击时弊的文章,在底层市民和舆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因此名声大躁,被同学们誉为“岳麓山的三大名人”。“严怪愚”这一名字确实有些怪,他曾谈到此名的来历:“我本名叫严正,年轻时邵阳当地一些豪绅不喜欢我,说这个姓严的又刁又滑,像条鲇拐子鱼——就是鲇鱼,此鱼习性古怪,乡人常用来骂人。邵阳话严、鲇同音。既然他们对我又恨又怕,我就干脆叫‘鲇拐子鱼’好了。”于是谐音“严怪愚”就成了他的笔名和学名,“严正”反而没人叫了。
1935年,严怪愚大学毕业后放弃了所学专业,选择了动荡危险的新闻记者生涯。当时许多亲戚及同学劝他不要放弃能赚钱的经济专业,不要走“歪门邪道”,有人甚至说他人如其名,又怪又愚。他回敬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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