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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防“强身”外部效应 　　中国国防军事现代化的动向，近年来一直是外媒关注的焦点之一。在中国国防部1月5日做出澄清前，外媒对“中国军队已着手设立联合作战司令部的试点工作”的消息进行了密集报道。尽管外界普遍认为中国设立联合作战司令部是大势所趋，但中国国防部表示有关报道“是没有根据的”。 　　中国2013年国防白皮书称：“建设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也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坚强保障。”一个常识是，国防安全不单取决于本国的军事实力，也与其他国家的军力建设和合作状况紧密关联。相比中国的经济崛起，外界对中国的军事崛起更为敏感。中国的国防“强身”，需要提防随之而来的外部压力，并以更清晰的战略视野来优化自身的军力部署。 国防“强身” 　　2011年1月11日，中国自主研发的隐形战机歼-20实现首飞。当时正值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此前他曾公开表示，这款标志着中国空军实力质提升的新型战机，可能要到2020年才能实现首飞。尽管美国官方事后称对中国军备发展情况“尽在掌握中”，但实际情况可能并不如其公开表态的那样。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国际安全问题专家阿什利·特里斯在其文章中透露，美国情报界承认，虽然美国对所掌握的中国军事发展项目并不吃惊，但是对这些项目的推进步伐及其成熟的速度感到惊讶。歼-20的首飞，事实上拉开了中国新型军事装备有序发展的序幕。此后，中国第二款隐形战机歼-31，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国产舰载机歼-15，武直-10型武装直升机、武直-19型武装攻击直升机、东风-21C中程地对地导弹、巨浪-2潜射战略导弹、运-20大型军用运输机等一大批现代化军事装备相继亮相或装备部队。 　　对于中国新型军备近年来密集登场，外界普遍认为这得益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大幅提升，以及近20年来每年两位数的军费增长率。这种解释只触及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俄罗斯智库战略与技术分析中心去年发布过一份题为《流星：21世纪中国的军事机器》的报告，该报告认为，中国尽可能引进外国先进军事技术，但会在此基础上将其融入自???的国防工业发展中，自1949年以来中国军备的进口与出口存在几轮明显的“循环”，这个循环以约12年为周期。如果以这个“12年循环”来看，自2008年起，中国军备正好进入新一轮出口时期，而这也意味着中国进入新一轮军事技术、军备制造能力的收获期。 　　俄智库报告提到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军备长期以来坚持的引进、消化、创新的路径。而且，数十年的技术储备、对原始创新的重视以及缜密的国防科技发展战略，使中国正在走出这种军备进口与出口的循环。也就是说，中国2020年前不仅会陆续推出新型军事装备，而且这种势头在2020年后很可能会继续保持下去。巴西学者尼古拉斯·特里贝对中国、美国和苏联的国防科技发展做过比较，他认为，与苏联以保密和隔离为特征的军事技术创新体系不同，中国的军事技术创新体系更加开放，重视军民两用和原始创新，在这一点上更类似美国的“军事-工业-科研”复合结构。特里贝认为，中国从1990年代起开始重视原始创新，意在降低对尖端武器和关键技术的依赖。而把军民两用作为清晰的战略，也使军事科技对民用科技的外溢效应，影响了广泛的制造业部门，尤其在电子和航空领域。 美国情报界承认，虽然美国对所掌握的中国军事发展项目并不吃惊，但是对这些项目的推进步伐及其成熟的速度感到惊讶。歼-20的首飞，事实上拉开了中国新型军事装备有序发展的序幕。 　　军队内部结构调整以及作战体制变革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国国防部否认了“正在试点建立联合作战司令部”的报道，但中国军队在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方面已经迈出了步伐。最近几年中国军队内部的改革也在积极推进，比如强化军委总部战略管理功能、组建战略规划部等。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此前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根据中央有关决定精神，下一步我们将在充分研究论证的基础上适时深化改革，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之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也提出，要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推进联合作战训练和保障体制改革。 外部反应 　　早在2006年，美国国防部的《4年防务评估报告》就指出，在大国和新兴国家之中，中国的军事能力与美国形成竞争的潜力最大。美国推行“亚洲再平衡”战略、强化亚洲同盟体系，加强前沿部署，无疑都是为了应对中国军事崛起。不过，美国的应对方式是在战术上保持绝对的军事优势，在战略上与中国进行接触并维持某种平衡。这一点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3年发布的题为《面向2030年的中国军事与美日军事同盟》报告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该报告将美国的应对手段概括为三点，第一是积极的前沿部署，第二是有条件的进攻和防御。这两点都是为了在军事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