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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是建设者”看新闻工作应正确处理三项关系 　　摘要：作为新闻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所开展的自我教育活动的核心命题。“我是建设者”这一全新提法有助于我们通过反思与澄清某些长期存在的有关媒体角色和新闻功能的认识误区，正确看待和处理记者的记录职能与参与职能的关系、报道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关系，以及媒体的舆论监督与舆论引导的关系，进而在日常的新闻实践中实现它们的有机协调、辩证统一。 　　关键词：我是建设者 新闻工作 三项关系 　　当前，由湖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我是建设者”大讨论正在向纵深推进。作为新闻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开展的一次自我教育活动，大讨论有助于我们对某些长期存在的有关媒体角色和新闻功能的认识误区作出必要的反思与澄清。从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理论层面看，“我是建设者”这一全新提法，至少可以深化我们对于新闻工作中的三项重要关系的认识和理解。 　　一、记者的记录职能与参与职能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建设者”这个说法是相对于“我是记录者”的旧有表述而被提出的。新闻工作者是社会和时代的记录者，这是一般常识，也是我们对于新闻工作者角色的传统定位。这种认识有一个暗含的前提，即新闻是客观的，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不带倾向的报道。新闻报道的三项原则中，客观性居于首位——这是从事新闻工作及相关理论研究的人们的共识。究其根源，强调新闻客观性的观念与盛行于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思潮有密切联系。为了尽可能地使报纸摆脱各种政治势力的控制，西方新闻界提出媒体要保持超党派的独立，要从完全中立、公正的立场上对新闻事件作纯客观的报道。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很多西方记者忽略了自己本人也是社会的一份子这一基本事实，一味宣扬以“不参与”的姿态记录社会的所谓“客观报道”原则。近年来，我国新闻工作者队伍中滋生出来的对国家发展和社会建设漠然视之的“看客”心态，与上述观念在我国新闻界的流行不无关系。 　　作为“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的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曾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书中指出??大众媒介最重要的社会功能分别是环境监测、社会协调和文化传承。他就此写道：“如果说包括新闻机构在内的大众传媒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那么这个角色所肩负的使命有三：首先是观察社会体系的运作是否合理和健康，发现各种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在公共讨论中对这些问题予以指出和强调；其次是展现不同社会阶层、集团、群体、组织和机构的形象，在它们之间进行价值观的沟通，寻求认同和共识，以使它们能够协同合作：再次则是记录、传播、保存人类文明各方面的知识成果，虽然包括学校和家庭在内的几乎任何社会因素都在这方面发挥着作用，但大众传媒的影响仍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事实上，无论是审视社会的整体运行状况，还是平衡社会各方面的利益与诉求，抑或是延续社会文明的发展成果，所体现的都是大众媒介的社会参与职能。从这个角度看，所谓客观报道的“不参与”原则，无疑是割裂了新闻工作者与他们所身处的社会之间的关系，没有看到一切记者并非社会的旁观者，而是社会的参与者，他们对于社会的“客观记录”必须建立在其对于社会生活的广泛介入和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因此，“我是建设者”这一命题的一个重要意义，即在于有利于我们认清新闻工作者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有利于我们将记者的记录职能与参与职能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在各领域的新闻报道中提高我们的责任意识和主人翁意识。 　　二、报道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关系 　　前面讨论了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参与问题，接下来需要思考：在承认记者的参与职能的前提下，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呢？众所周知，每天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件难以计数，新闻媒体只能从中选取极小的一部分加以报道，而此外的绝大多数事实则都在新闻制作流程的各个环节上被筛减掉了。《焦点访谈》的开场白是“用事实说话”——只说事实，不加评论，看似很客观，但问题是：让哪些事实说话，让哪些事实不说话呢？让哪些事实先说话，让哪些事实后说话呢？让哪些事实多说话，让哪些事实少说话呢？这样看来，就是这句“用事实说话”，其中也包含了许多策略、埋下了许多“机关”。因此，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美国著名报刊评论家李普曼就曾指出，新闻并不会一览无余地把社会生活的全部情况提供给我们，它对于社会生活的揭示只是“片段式”的，它永远都是基于新闻工作者的需要而进行的一种关于这个世界的“偏向性描述”。在传播学的效果研究领域，有一种理论叫作“框架”理论，认为同一个新闻事件完全可以被放入不同的叙事框架中加以表述，而对于“框架”的选择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传播效果，同时也体现着传播者对于构成某一新闻事件的诸多事实的过滤与裁剪。这样看来，新闻作为一种选择性的事实呈现方式，它在本质上并不是陈述性的，而是阐释性的；并不是客观地“翻拍”现实，而是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