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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政府主导利益表达历史沿革与当前要求
党和政府主导利益表达历史沿革与当前要求
[摘 要]本文通过计划经济时代与改革开放之后利益表达机制的对比分析,对党的政府提出了此方面的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利益表达;利益结构;党和政府主导
[中图分类号]D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10-0065-03
利益表达,或曰利益输入、意见表达,是公共管理过程的开端。利益表达的质量,不仅关系到公民自身的权利和利益的实现,而且直接影响到我国公共管理过程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水平。
一、计划经济时代的利益表达
“利益从来都是解释社会行动的一个关键性因素。”[1]基于一定经济社会根源的社会利益结构直接影响着利益表达的参与主体、力量对比、呈现形式及复杂化程度,因而,此处及下文将主要使用利益结构这一概念来考察不同时期的利益表达行为及其特征。
计划经济时代社会利益结构是单一的,其主要原因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从国家-社会-市场关系来看,国家使用有形之手牢牢地控制着经济与社会发展,市场和社会的自主活动的空间被压缩在很低的水平。第二,从集体与个体关系来看,政府宣传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并搭建“单位”管理平台,通过命令、分配、包办等具体形式严格地限制着社会成员的自主活动领域和个体利益诉求。第三,从中央与地方关系来看,中央政府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并控制着绝大部分的企业管理权、投资审批权等,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计划执行单位而非独立的控制主体或利益主体。第四,从社会群体的角度看,在打倒了阶级敌人之后,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均被划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规模巨大的社会群体,在理论上人们之间的利益并无本质差别。总之,在计划经济时代,无论是在纵向还是在横向上,社会利益结构均是单一的。
利益结构分化程度低、单一化的事实,决定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利益表达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不存在所谓的利益集团或利益群体,一般认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数量不多的知识分子阶层,即“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构成了计划经济时代主要的利益表达主体。此外,地方政府尚未成为独立度较高的利益主体,自身利益意识不强,只是在全国一盘棋的整体利益框架内追求一定的地方利益。第二,共产党、民主党派、人民代表大会及代表,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发挥着亲近群众、收集民意的重要功能。其中,由于利益结构分化程度低,“作为其民众合法利益代表者的地方起着重要的利益表达功能。”[2]第三,主动的、自下而上的、自组织化的利益表达是有限的,在党的群众路线影响下,群众向干部、群众向单位、干部向上级零星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社会行动、政治发展主要依赖于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而非主动的、自发的利益追求。换言之,群众的利益在群众没有自发自主表达前已经被所在集体界定得差不多了。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利益是自上而下界定的,个体利益、局部利益绝对地服从于集体利益、全局利益。这种环境下的利益结构是单一的,追求个体利益、局部利益是不被鼓励的,甚至可能受到打击,因而,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构成了这个时期利益表达的主要方式。在实践中,这种自上而下式的利益表达方式能够迅速聚合巨大能量,集中力量办大事,并能提高决策速度,是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取得诸多成就的重要原因。然而,这种利益表达方式存在着巨大的隐患,反右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等事件,激活并一览无遗地展露出这一巨大的隐患——激励集体噤声、趋炎附势、欺上瞒下、打击异己等行为的同时,抹煞众多个体的利益。总的来说,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有其天然优势,但是过度忽略自下而上的声音,将会阻碍真问题的发现、决策科学性的提高和群众真实利益的满足。
二、改革开放之后的利益表达
改革,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既定利益结构的调整和再安排。我国“两个转变”及随之而来的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职业机构等方面的变化,导致了社会利益结构在纵向和横向两个层面上不断分化。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的行政性分权和财税体制改革引发并强化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动机,尤其是分税制改革所内含的激励,直接推动着地方政府成为独立性较高的利益主体。另一方面,国家放松了对市场和社会的管制,并在许多情境下鼓励后者的自主自发行为,因而市场和社会领域得到迅速发展,新的社会阶层、各类非政府组织逐步形成并发挥着日渐重要的作用。有研究者曾将全国社会成员划分为十个阶层,分别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3]这与改革开放前“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格局是完全不同的。
在利益结构分化的同时,公民的利益意识与权利意识不断上升。加之电子信息等技术的发展以及国家对言论、出版等自由的进一步放开,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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