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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读书几位老革命家 　　在中共历史上，特殊的时代要求和氛围曾造就了全党浓郁的读书风气和良好的学风，如延安整风时期。这里，笔者着重叙述一下“延安五老”（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以及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胡耀邦等人的读书风格。 　　“延安五老”的读书生涯 　　“延安五老”都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由于时代的关系，他们都曾经历过传统的教育，又经历了“西学东渐”的过程，而热爱读书则是他们共同的兴趣。 　　徐特立是毛泽东的老师，青年时就酷爱读书，认为读书可以“明人生之理，明社会之理”。他曾有一个“十年破产读书计划”，即计划将每年教书所得的20串钱（当时可买25石谷）作为生活开支，其他的家产（包括祖上留给他的几亩薄田）则用来变卖以买书。这是他读书的一个境界。 　　徐特立读书，注重实效。他认为与其马马虎虎读十本书，不如用读十本书的时间老老实实去读一本书。 　　谢觉哉的一生是好学深思的一生。笔者曾读过他的日记，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六十寿辰时，董必武在贺寿诗中称其“屡有文章警海内”，而其读书的经验之谈则是：“社会上的事物与道理，天天前进，过去读的，不够今天用；今天读的，到明天又不一定适合。自以为够了，就得落伍。”这种自觉的读书态度和精神，正是“五老”不“老”的秘诀。此外，谢老认为读书要有虚怀若谷的态度，曾说：“一知半解的人，多不谦虚；见多识广有本领的人，一定谦虚。”“所谓攻书，就是读书要用心，把不懂的弄懂，不清楚的搞清楚，而且要把书中不对的地方识别出来，明白它为什么不对。”他还认为读书的好处是：“脑子越用越灵。想，似乎是耽误时间，想通了，解决了问题，在时间上又很合算。” 　　谢觉哉读书，讲究贵在用心、贵在消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反对囫囵吞枣式的读书。并认为读书可以养心，反之则会轻浮急躁。他还将读书与人格相联系，认为读书会在内心自然生长出一些正气、庄严与崇高，也会自然地产生对知识敬畏的态度，而这些都是领导干部必不可少的素养。对那些喝过莫斯科的洋墨水、说起马克思主义理论来一??一套的人，他认为他们学风有问题，夸夸其谈，“左得可爱”；这些人的主观教条积习深入骨髓，“爱护自己的错误比爱护自己的头还要紧”，因而对中国革命危险甚大。这种认识在当时的党内是非常难得的。延安时期，谢觉哉以职责（司法）所在，意识到领导干部在面对权力时，如果没有由读书带来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敬畏和谨慎，就会缺失忧患和勤政的执政理念。这种由读书和反思带来的思想高度，至今仍令人崇仰不已。 　　参加过中共一大的董必武也是党内的饱学之士。他一生博览群书，在耄耋之年仍“此身不惯闲无着”，“老去愈知学不足”。他在《八十初度》一诗中说：“蹲点未能知老至，观书有得觉思清。” 　　董必武秀才出身，又是留洋学生，还是同盟会、国民党、共产党的元老，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于一身。于是，他总是能够站在历史长河的前列，格外重视读书，注重党的自身建设，尤其重视理论学习。在苏区和延安时期，他曾负责主持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和中央党校，其间都曾举办过各种训练班，主持机关干部学习，并亲自授课。 　　董老是党内著名的诗人，在他的许多诗词中，都提及有关读书的内容，如《七十自寿》“革命重理论，马恩指出早”，以及“未因迟暮衰颓感，毛选诸篇读尚勤”。在《八六初度》中，他又说：“马列至言皆妙道，细思越读越分明。”可谓读书勤勉。 　　林伯渠除了谙熟旧学之外，早年又在日本攻读过经济学和法学等，知识领域非常广泛。他对读书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曾在日记中写道：“读书以防捻此心，犹服药以消磨此病。病虽未除，常使药力胜则病自衰；心虽未定，常得书味深则心自熟。”意思是将读书视为修养心性、成熟心智的一剂良药，因此必须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他还自勉：“读书之道，博学详说；经世之才，遍采广询。自度智慧精神，终恐有所不逮。唯当谨守绳墨，不敢以浮夸导子弟。”上了年纪之后，他又认为：“知识愈多，愈觉学问之不足。” 　　林老读书，首先是出于对党的事业考虑。1941年，他在《自传》中说自己“虽无特殊才干，但能把握住大的方向”，这“方向”就是党的使命。在延安时期，他在给朱德的诗中自谦：“握筹愧乏治平策，励志唯存马列篇。”他在六十寿辰时就读书的问题向毛泽东请教：“像我这样的人，应当如何学习？”毛泽东回答说：“讲到底，我觉得还是三个问题。像你我这样的老党员，也还要在立场、观点、方法三个方面去努力。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最主要的还是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正是那个“方向”的应有之义。1956年，林老在中共八大会议上语重心长地说：“只有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真正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能够成熟地运用它的时候，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才算有了可靠的保证。” 　　吴玉章在“延安五老”中又兼了一层教育家、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