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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人大代表身份均衡与政府信任 　　作为中国代议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大代表尤其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是基层官民政治沟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是建构政府信任的重要制度资源，对于基层政府信任的确立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目前基层政府信任结构中，缺乏一种合作型信任机制。组织机制运行难以生成信任的关系和结构，也很难对既有的信任结构进行调整和改善。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囿于交叉压力，本应担负合作型信任机制重要中介的基层人大代表很难在多种身份中取得某种导向性的均衡，难以在政府信任建构的过程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一、人大代表的身份均衡与政府信任：学理意义上的探讨 　　信任文化的出现恰恰得益于民主建构中的制度化的不信任。制度化的不信任程度越高，自发信任的水平就越高[1]。在政府信任的建构过程中，代议机构的代表的作用恰恰在于对这种制度化不信任的积极建构。尽管在不同的体制环境下，代表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然而不管是作为公民的代理人、委托人，还是作为权力机关的组成者，抑或是政府行为的拥趸者或质疑者，代表都是政府与民众之间互相体认、确认态度的一个桥梁。他们事实上是公民合理化质疑政府的中介载体，在本质上象征着公民对政府和政府官员行为有效约束的存在。这种约束可以恰当消除公民对政府和政府官员行为的顾虑，使他们相信自己对政府和政府官员不仅是有影响力的，而且这种影响力是持续起作用的。另一方面，从政府行政管理的角度，代议机构代表的存在和发挥作用事实上将一种注重人性发展和强调承诺、服务的行政伦理和价值观念纳入到理性官僚体系中去，使政府管理从单向度的“统治”走向多向度的“治理”。这也使得政府与公民间的信任不单单是公民对政府单向度的信任，更涵盖了政府及政府官员对公民态度的关注和信任。 　　在一个良性开放的代表体制下，代议机关代表的身份认同具有多重统一性或一致性，比较容易成为政府和公民之间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是公民参与政府政治过程的一个关键平台。在此之下，政府的民意代表能力和对民意的回应能力都得到提升和增强。公民对政府的态度能够在“认同、信任”与“理性质疑、不信任”之间有一个合理的游移。由此，代表和政府信任之间达成良性互动和循环。而在一个封闭和不完善的代表体制下，代议机关代表的身份认同往往处于一种混乱或搁置的状态，往往非但不能成为政府和公民之间多向度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反而成为公民质疑、不认同政府的一个政治行为者或政治参与者。在此之下，政府和公民相对都处于各自封闭运行的体系中。政府和公民双方分别基于“合法性”和“自我保护”的需要，拒绝通过代议机关代表这样一个桥梁与对方进行理性、开放的政治沟通与合作。这种状态往往看似表面“风平浪静”，长此以往，其结果却往往是政府合法性的逐步丧失和公民对政府信任的逐步弱化。由此看来，从代议机关代表身份均衡角度关注政府与公民信任关系的建构，对于增强政府合法性，实现政治沟通和政治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作为权力机关和代议机关的代表，人大代表是政府回应社会需求和社会了解政府行为意义的一个关键政治枢纽。人大代表身份的均衡不仅是中国政治稳定和社会成长的一个重要依托，更是建构政府信任的一个关键抓手。 　　目前看，学术界对人大代表的身份均衡与政府信任之间的思考没有具体和系统的论述。但是在人大代表和政府信任的多向度探讨中，我们能够发现，人大代表身份问题与政府信任建构的几种理念维度。 　　一个维度在于，人大代表能否在多重角色的均衡中成为官民沟通、合作的渠道。比如欧博文认为人大代表有“消极者、代理人和进谏者”三个层面的角色。他认为“多种多样的和相互矛盾的期望会在人大代表身上产生角色冲突，却可以重新创造和界定代表角色以缓和角色张力”[2]。在这个层面上，他指出，好的代理人或进谏人，可以在国家期望和选民期望之间创设某种折中或均衡。在这种观点之下，人大代表可以为政府和公民之间的沟通、合作创设某种平台，由此提升政府信任。 　　一个维度在于，人大代表是否能够成为社会权力表达的中介，成为民意表达机制的关键环节。蔡定剑认为社会矛盾要靠议会民主制消除，公民的投诉要靠议员来解决。我国人大和人大代表应担负这样的职责并扮演这样的功能化角色，成为社会权益表达的一种出口，要让人大代表有能力、有动力帮选民解决问题，以此来促动社会的安定和稳定[3]。张千帆认为：“一旦人大代表不代表选民利益履行职权，那么老百姓就失去了影响政府决策和执行的基本杠杆，无法运用宪法和法律保障自己的基本权利，各种公权滥用及其引发的群体冲突也就自然产生了”[4]。与之相类似，邱家军提出代表是个“多重代理的角色集”，即代表集政党代理人，国家（人大和“一府两院”）人，法律监护人，政策制定者以及民意代理人于一体[5]。他认为，多种代理角色导致代表履职进入现实的选择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