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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卫曾经香港警察来源地 　　香港警察，是一支颇具战斗力的纪律部队，因各种影视作品的不断渲染，早已大名鼎鼎，妇孺皆知。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警察的来源地竟然是千里之外的威海卫。现任香港特首梁振英作为“励志典型”，从一个警察后代成长为政界名人的奋斗历程，曾令无数人为之折服与赞叹，而他的祖籍恰恰就是威海卫，他的父亲就是从威海卫走出来的香港警察。直到今天，香港警察中，原籍威海卫的警察二代甚至三代比比皆是。一部香港警察史，威海卫人书就了举足轻重的篇章。 　　威海卫警察是殖民政策调整的产物 　　香港岛是1842年中国被迫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割让的，九龙司是1860年中国被迫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割让的，而新界则是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强行租借的，这陆续沦陷的三个地区，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香港殖民地。新界沦陷的同???，《订租威海卫专条》签订，英国强租了与新界遥遥相望、位于中国北方的战略要地威海卫。 　　威海卫沦为殖民地，不像新界租期明确为99年，而是租期不确定，只是含糊其辞地与俄国租借旅顺相攀比，“英国租借威海卫的年限，与帝俄驻守旅顺之期相同”，这直接导致了统治策略的迥异——在1898年至1930年32年的殖民时代，英国对威海卫一直奉行“低成本”的治理政策。出于“低成本”考虑，英国在威海卫驻军很少，充分利用当地资源，采取“以华制华”方针，招募当地人，组成雇佣军，即所谓的“中国军团”（亦称“华勇营”）。“中国军团”于1899年正式成立，由英国军官统率，一色的英式装备，一律的英式训练，具备了相当的战斗力，不仅在当地起到了维护治安的作用，而且能承担更多的作战任务，比如1900年参加了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和天津的战役。但当战事结束，和平降临，雇佣军的作用就显现不出来了。八国联军战争结束之后，英国当局对继续出资豢养这支特殊的武装感到力不从心了，为节省越来越捉襟见肘的军费开支，于1906年将其裁撤。 　　裁撤以后的“中国军团”官兵，一部分留在当地，充实进警察队伍之中，当上了维持地方治安的警察，另一部分则漂洋过海，前往英国统治下的南非和香港谋生。本来就是山东大汉，身材比较魁梧，再加上会个三拳两脚，而且还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经受过战争考验、具备一定的军事素养，这些人在新的环境中，往往重操旧业，当上了驾轻就熟的警察，一时间，但凡英国治下的这几个殖民地，警察之中不乏威海卫人的身影。 　　香港警察，是1844年根据英国驻香港总督府第122号法令正式组建的，是世界上成立较早、较为现代化的警察队伍之一。组建伊始，港英当局对华人很不放心，宁愿高价从英国本土、印度、马六甲和马来亚等地招募外籍警察，也不愿意就地招募华警。后来，随着香港地盘不断扩大，社会经济日益繁荣，治安形势趋向严峻，仅仅依靠这些不熟悉当地语言和民情的外籍警察，难以承担警务重任，这才不得不招聘一定数量的华人警察。但在整个香港警队序列中，等级森严，地位悬殊，英警最高，印警次之，华警最低。 　　这种局面得到改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经历了一次大战的折腾，英国国力大不如前，其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尤以印度为甚。1919年印度阿姆利则惨案发生，英军在印度的暴行激怒了印度民众，在香港的印警也人心不稳，反英情绪愈益强烈。港英当局对印警的忠诚度产生怀疑，此消彼长，华警由此实力大增，人数急剧膨胀。据英国学者迈尔文所撰《香港警队的本地化演变过程》一文记载：截至1922年，“陆上华警达595人，占警队总人数的48%，其比例达到历史最高值。”这些华警，一般都是与香港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广东人，有着语言、人脉等方面的先天优势，但也有与当地民众利益攸关的隐患，一旦当地民心不稳，极易受到影响，这一直是港英当局的一块须臾不能放下的心病。 　　真正让港英当局痛下决心解决警队忠诚度问题的，是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那一场罢工，香港民众踊跃支持，香港整个城市几乎为之瘫痪，本来应该介入控制事态发展的香港警队置之度外，袖手旁观，这令港英当局极为恼火。迈尔文在文章中写道：“港英当局认为许多劳工是被逼进行罢工的，但华人警察和侦探同情罢工人员，因此未能搜获关于恐吓事件方面的任何信息，结果，53名华人警察受到惩罚、降职或开除的处分。” 　　在这种情况下，招募忠诚度更高、战斗力更强的华人警察，就成了港英当局不得不考虑的头等大事。在八国联军战争中崭露头角的威海卫“中国军团”，在英国人心目中一直印象深刻。这支雇佣军，较之其他中国人的武装，更加忠勇可靠，更加遵守军纪，堪当重任，弃之可惜，不如将其裁撤复员之人员引进香港，补充华警力量严重不足的香港警队，提升其应对危机的能力。于是，大规模、成建制地组建以威海卫籍人员为主的警队，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香港警队中的威海卫籍警察呼之欲出了。 　　威海卫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