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衙门“三字经”.docVIP

封建衙门“三字经”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自南宋以来，多少读书人通过它的启蒙了解了祖国光辉灿烂的文化。其实，还有另一种“三字经”，虽然没有人这样称谓它，但在封建衙门这个特殊的地方，其地位丝毫也不逊色于那个妇孺皆知的版本，并且每天都高高悬挂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官府大门上。 　　公生明 　　在封建社会，一进衙门，首先就会发现一块巨大的碑石正正威严地矗立于大堂前，这就是有名的“诫石”。“诫”者，警诫、劝诫之意也。对象是谁？当然是每天在这里威风八面行使权力的官员大人们。明太祖朱元璋对这个群体自始至终没有什么好感，他曾多次将其喻之为“贼”，认为只要皇帝稍不留神，他们就会偷窃百姓的膏脂，盗挖国家的基石，这样让人劳神的一群，不随时申诫还了得？！它的阴面刻的就是十分有名的16字铭言：“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而阳面刻的是更为显眼、更为夺目、更为庄严的“公生明”3个楷体大字。 　　此3字最早语出《荀子·不苟》，曰：“公生明，偏生暗。”也就是说，没有偏心便没有偏见，也就不会滑向偏激的泥淖。公正，便没有先入为主，便没有影响判断的各种人为的干扰，塞蔽心灵的乌云便自然烟消云散。沧海月明三万里，扶桑亮彻遍宇宙。物之理，事之理，天地之理，人之是非还能不明察秋毫吗？ 　　明朝时，泰安知州顾景祥认为，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官，若是能够真正领悟这3个字的妙处，并能身体力行之，不仅能够帮助自己走得稳健，更能走得长远，一生无忧无患，遂于弘治十四年（1501年）八月，以“公生明”3字为骨架，血肉丰满为一则《官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以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刻石置于泰安府衙。顾景祥的始开先河，后来被有信仰、有理念、有操守的官员们深为认同，蝴蝶效应即一波波扩大。山东巡抚年富以端劲的楷书碑之，后又由清代名臣颜伯焘刻石立于西安碑林，峻峭、浑实、锐利、酣畅，警策之余，又令人爱不释手，久久忘归。 　　“公生明”3个遒劲的大字，每个进出衙门的食??者随时都可以目睹之，心念之，有公则有明，则不会生糊涂念，说糊涂话，做糊涂事，虽处风波之地亦可闲庭信步安然无恙矣。 　　琴治堂 　　《吕氏春秋·察贤》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春秋末期，孔子的弟子，鲁国人宓子贱受命治理单父（今山东菏泽单县）这个地方，他没有事必躬亲的习惯，也不愿深入田间地头做调查研究，只是每天在堂上静坐弹琴，就把境内治理得井井有条。境内百姓有口皆碑：“这是个好琴师，更是个好父母官。” 　　他升迁到别的地方后，继任者叫巫马期。这个巫县官终日披星戴月，早出晚归，昼夜不闲，最后治理得也不错。巫马期向宓子贱询问其中的缘故。宓子贱说：“我的做法叫用人，你的做法叫用力。用力做事的人当然劳苦，用人建功的人当然安逸。” 　　这个境界就是“无为而治”。不过，这个“无为”可并非什么事情都不干，而是不折腾，不扰民，更不为了搜刮肥己而巧立名目、苛捐杂税、酷刑峻法，只是因势利导，顺势而为，让百姓感觉不到有人在管治他们却已经悄悄地、自然地、润物无声地实施了有效治理。这不正是孔子倡导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仁政”吗？可见，宓子贱是深得其师真传并笃力行之的。其实，在这个美丽的故事后面，真正的文章恰好被掩去了，这就是，宓子贱绝非一般的官员，他曾在中央为官，由于同僚的嫉妒，政治理想不得施展，故而去了地方。这是个具有大智慧的人，看似弹琴做乐不务正业，其实，他之所以能够如此逍遥，安享太平，而没有大量访民来击鼓鸣冤，是因为下边工作做得好。 　　宓子贱连门都不出，如何才能这样？显然，是他的知人善任、政清事简之故，所以才能收到事半而功倍的效果。可见，“鸣琴而治”，不只是一种高超的领导艺术，也是深得“大道至简”的真髓，从而达成“以简驭繁”的统御期许，这种举重若轻、游刃有余、从容自信的翩翩风度，风生水起、举国赞颂、国君宠信的大成功无疑是封建官员的楷模和典范。诗人杜甫这样赞美曰：“宓子弹琴邑宰日，终军弃繻英妙时”（《题终明府水楼》）；“尘满莱芜甑，堂横单父琴”（《赠斐南部》）。其间充满了诗人无限的推崇和钦服。宋代被誉为铁面御史的大清官赵抃，无论上任或离任，都只是一琴一鹤相随，显然，人们一看便知这是宓子贱的“粉丝”，而他的良好治绩和口碑，无疑又是一个宓子贱穿越而来。 　　历代皇帝当然推崇和表彰宓子贱这样的官员。后来的官吏们不管能否做到，也都以其为标榜，于是，县衙的二堂逐渐就有了另一个好听的名字“琴治堂”。 　　其实，“鸣琴而治”不单单是“任力者故劳，任人者故逸”，它的核心是一个“仁”字。“琴治堂”的楹联便是极好的诠释：“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 　　清慎勤 　　“清慎勤”，这是衙门三堂上的横匾所书。 　　“清”即清廉，“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