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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西洋音乐传入与传统音乐形式转变 　　摘要：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西洋音乐逐渐成为中国民众音乐文化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国家在华乐人、教会组织，中国官员、商人的音乐文化活动以及外国侨民文化生活的影响，中国留学生、出访官员的学习考察以及其他出国人员对西洋音乐的吸纳，促成了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西洋音乐被中国社会所接受，并使多种形式的音乐会演出在中国日渐发展开来。 　　关键词：音乐会；文化交流；近代中国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8—0132—05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将看戏曲、听说书等作为主要的文化娱乐方式，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国门被打开，西方文化渐渐侵染中国，西洋音乐也随之传入，在城市和乡村的传播过程中，它不仅丰富了中国音乐艺术活动的形式和内容，也在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中产生作用，中国人的娱乐方式渐渐发生改变。关于西洋音乐的传入等问题，学界对之探讨不多，近期虽有相关研究出现①，但是未见专文深入研究。笔者耙梳史料，对西洋音乐传入中国的方式、传统音乐与西洋音乐的融合会通以及由此带来的音乐文化和国人生活娱乐方式的改变试做分析。 　　一、西洋音乐直接输入中国的形式 　　1.外籍乐人的演出与讲授活动 　　在中外音乐文化的融合和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中，来华外籍乐人对音乐理念、作品和技巧的传播活动，是一种直接输入，起着重要作用。他们通过多种场合的音乐演出和不同形式的讲习活动，使未出过国门的中国人认识和接受了西洋音乐，而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能够迈出国门，接触和认识西洋音乐的国人少而又少，因而这些外籍乐人的影响就更为明显。 　　西洋音乐的直接输入，以建立乐队为主要方式，其中建立较早、影响较大的西洋乐队，当属19世纪末期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所举办的乐队教习班。该班于1895年成立，乐器与乐谱都由英国伦敦订购，演奏人员最多时达20多人。教习班时常在家中的各种社交活动中演奏，有时也到皇宫进行演奏，影响不断增大，其训练方式及演奏活动不仅让许多国人耳目一新，而且它也在中国培养出了大量音乐人才，训练出了较高水平的乐队，为以后西洋近代音乐艺术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带动作用。②受赫德兴办乐队教习班的影响，由中国人自己组建的乐队之后也在各地陆续出现，其中以袁世凯先由个人出资兴办，后成为总统府军乐队的事例较有代表性，反映了近代早期西洋音乐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成效。③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内一些由国人自己开办的音乐教育机构开始聘请外籍音乐人士担任音乐教习，反映出西方音乐艺术在中国的传播已产生一定的影响，并在继续扩大和深入。1905年由学部侍郎严修在其天津私斋创办的严氏保姆讲习所，是一所培养幼稚园师资的学校，主要由日籍教习大野铃子任教，开设有“音乐”、“弹琴”等课程，以教弹琴为主，钢琴、风琴、教具等均由日本购进。讲习所附设蒙养院（后改为幼稚园），是学生的实习场所，大野铃子半天讲课，半天在蒙养院辅导实习。④大野铃子在保姆讲习所任教3年，培养出学员20余人，学员毕业后多在津、京两地从事幼教事业，成为中国北方最早一批幼教工作者。在当时中国幼教事业还较薄弱、幼教师资很为缺乏的情况下，这样的师资培养迎合了社会的需要，有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民间由私人自办的教学机构聘请外籍乐人为音乐教习外，这一时期新出现的官办音乐教育机构也有了聘任外籍教习教学的现象。1908年2月，直隶学务公所附设的音乐体操传习所在天津成立，聘请日籍教员村岗祥太郎讲授音乐，开设的课程有乐典、和声学、唱歌、独唱、洋琴、风琴、洋弦等，并且该传习所每年所招的学生（均音乐、体操两科）已为数众多，据1909年10月李叔同由日本致杨白民信所说，该所当年“生徒已逾二百”，由此可判断传习所当时已具相当规模。⑤ 　　此外，1905年长沙建立的近代早期幼儿教育机构“湖南蒙养院”、1906年天津建立的“北洋女子师范学学堂”等，都开始聘任外籍教师教习音乐。⑥ 　　早期创办的教会学校与清末新式学堂的学堂乐歌运动，成为我国音乐文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对音乐在青年及民众中的普及非常有益，也对中国的音乐会产生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教会学校的音乐教学与实践活动 　　清朝末期，随着中国对外开埠口岸的逐步设立和外国侨民居住区的陆续增多，西方各国在各口岸城市开设的教会学校也不断增加。由于吟唱赞美诗是教会礼仪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有效的传教方法，因而教会学校把教授音乐知识，训练音乐能力，组织唱诗班，开展演唱活动作办学的重要内容，教会学校因此成为最早在中国从事音乐教育的机构。史料记载，1842年香港的马礼逊学堂、1845年宁波的崇信义塾、1860年上海的清心书院女校、1872年山东登州的蒙养学堂、18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