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土地、生活一个中部县城嬗变.docVIP

粮食、土地、生活一个中部县城嬗变 南坑村一角。村庄如今已经人去房空，唯剩钟兆武一家还在坚守。 　　11月10日，早8时许。吃过早饭，钟兆武骑着电动三轮车，从南坑村驶往安义县城。车上颠簸着几把青菜。一小时后，他来到县城，拐入杨梅头农贸市场。在几家米铺前，钟挑挑拣拣，但很难找到本地产的大米了。最终，他买了两袋50斤装的东北大米：一袋留给在县城带孙女的老婆，另一袋他带回南坑村。 　　以前，进城看孙女，他总能从家里带些米，但现在只能抓几把青菜了。去年春节后，他就没再种粮了。不过，他仍是南坑村最后的耕种者。多年前，其他村民就不种地，都进城定居了。住在县城的村民，也靠买米度日，耕地则或给外人耕种，或抛荒—有连片的耕地里，长满两三米高的杂草。 　　南坑村是安义县新民乡下属的一个自然村。村里本有32户、共136人，但目前只有钟兆武在无奈坚守。原本喧闹而充满活力的村庄，一夜之间，成了荒郊野外。 　　现代化进程，像一台台大型的推土机，横扫中国。在钟兆武面前，一个传统的“农业县”已经历嬗变，并且，正在剧烈嬗变。 “变味”的大米 　　安义是南昌市下辖的一个郊县，距南昌市区65公里。从南昌出发，驱车沿赣西北前行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安义县城。这是江西省面积最小的县，只有666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不多，全县就32万亩，人均耕地也就1亩多。 　　中部很多县域也是这样：一户人家粮食除了够吃，还够喂养十来只家禽和几头猪。平日，偶尔也可拿少许的米去换钱—在安义街头或农贸市场里，农人撂下盛满大米的箩筐，就米质、米价与购买者争论、讨价还价。不过，这是20多年前的场景。 　　如今的村庄里。早年盛行的耕牛、“铁牛”、碾米机，相继逝去。那时，碾米机发动，震得满村响的场景，也一去不复返。当下，粮食的生产、包装，早已打上深深的工业化烙印。人们从市场买到的米，都是整袋包装好了的。米袋的封面设计，也搞得充满了乡村气息。很多米都是从黑龙江等全国重要产地运来的。安义人吃到的大米，也不再是过去那种纯产自安义的谷物味道了。 　　“安义也种些米，但不知道卖到哪里去了。”在钟兆武看来，外地大米的“入侵”是市场化充分的结果，也是供给不足的写照。因为土地的利用率，已比不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了。那时，一年种两季水稻，冬稻结束后，还种油菜。如今，绝大部分村民的田地，要么荒芜，要么是给别人免费代耕。即使是别人代耕，通常也只耕种一季。 “大户化”隐忧 　　免费代耕，一般出现在那些耕作条件不是太好的区域。安义县28万人中，有12万人常年在外务工—这几乎囊括了全县的青壮年劳动力，剩下在村的，主要是些老弱病残。也正因人力大规模地出走，抛荒的土地才有了被集约化、规模化经营的可能。耕作条件较好，水源充足，便于连片耕种的区域，通常有种粮大户来流转。2012年，安义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达15.3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48%。其中，流转10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有442户，流转50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26户。在鼎湖镇，土地流转率甚至高达80%。 　　土地流转在安义渐成风气，是最近三四年的事。10年前，安义的耕地也出现了严重抛荒，粮食产量在2004年以前，出现了“连续减产的局面”。2004年，粮食才有了难得的增产，但总产量就13.3万吨。可惜，这一扭转局势的增产，也不过是昙花一现。2005年，安义粮食产量跌到10.8万吨，同比锐减了18.6%。 　　随后减少的，还有耕种面积：2007年，粮食播种面积比2006年减少2389亩。改革开放30年后，农民对土地的兴趣越来越淡了。不少种粮大户从2010年起，开始有机会大面积地流转农户的土地。即使这样，2012年，安义县提出的粮食生产任务—“播种面积达57万亩，总产量达5亿斤”，也无法完成—无论是亩数，还是产量。 　　这不妨碍人们对安义土地成功流转的赞誉，毕竟散户不种地，大户来种地，不仅解决农田抛荒问题，且规模化经营，可减少成本，提高效益。看起来，这是中国农业未来发展令人神往的路子。但潜藏在背后的问题一旦爆发，是比散户抛荒更可怕的行为。 　　鼎湖镇，随着种粮大户增多，市场的无序竞争不断推高地租。2010年，这里每亩地流转的经营价是200元，但此后每年每亩上涨80元至100元不等，现在这里的地租已涨到460元每亩。有的甚至冲破500元一亩。 　　“种粮能有多大利润呢？”安义县农业局经济管理站站长谢邦根告诉《南风窗》记者，他们曾做过调研，一般情况下，一亩水稻地就挣400至500元。很好的水田，一亩能挣到600元。“如果租金乱涨，种粮大户无利可图，一旦退出，十几万常年在外的安义人，谁来种田？”谢邦根说，这是他最为焦心的。 　　农户不愿和大户一次签几年合同，只希望一年一签。由于有种粮大户的竞争，他们不愁土地没人租了，所以坐地起价。但一年一签，也让大户缺乏持续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