聘任制下广州“哥”.docVIP

聘任制下广州“哥” 　　5月初，广州在全国首次推出出租车司机聘任制改革。许多司机都在犹疑盘算着，行走在签与不签的十字路口。 　　不论是旧有的承包制，还是新的聘任制，司机们仍然甩不掉“紧箍咒”——每日约向所在出租车公司缴纳约370元的车辆承包费（俗称“份子钱”）。少休息多跑车——这仍是他们眼下最能看清的路子。 变 迁 　　Taxi（出租计程车）自1979年开始进入广州。1989年入行的罗胜，曾感受过那个时代的“拉风”与“优待”。他说，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哥、猪肉佬和医生被视为广州女生出嫁的3种优选职业，当时进入这个行业甚至要靠关系，很多的哥是高干子弟出身。 　　“随着性子干”的罗胜当时月入可达1000元左右。起初开出租车时，罗胜说广州还是实行提成制，司机按单计提成，每跑一趟即可拿一定比例的提成，当时车是出租车车队的，没有底薪，爱干就干，工作时间灵活。 　　1991年，罗胜不再为出租车车队跑腿，自己和哥哥一起合买了一辆出租车，开始当起老板，此时广州进入“供车制”时代，司机买断车辆，自负盈亏。19岁就进入出租车行业的罗胜，在这行掘到人生第一桶金。3年后，他和哥哥把出租车卖掉，两兄弟合开了家私厂 。但有着“的哥情结”的罗胜，在1996年退出合营股份，让哥哥独自经营家私厂，自己仍干回老本行。 　　进入2000年后，随着“份子钱”的出现，这个行业的焦虑与烦恼在蔓延，彼时也由供车制演变到承包制时代，自由似乎也显得更为可贵了。 　　原本从事物流业的司机伍豪在2010年转行，开起出租车本想寻“自由”，但后来意识到“自由代价很大”，开与不开无法随心所欲，就连周末的自由也要被“葬送”。 　　伍豪原本很喜欢旅游，一直想去北方看雪，但休假对他来说显得奢侈，“别人休息是休息，我们休息是掏钱啊。”伍豪无奈地说道。 　　和伍豪一样，爱开车的邓三郎也曾看重这行的自由，但他的转行还夹杂着一丝悲情色彩。 　　他是2006年进入出租车行业的，当初只想进来“过渡”的他，没想到一干已干了6年。 　　在做出租车司机前，邓三郎曾从事IT行业。积累了第一桶金后，邓三郎于1993年淡出IT行业，后投入200万元开起酒楼档，不料生意惨淡，以亏本收场。心灰意冷之下，邓三郎转做起专职司机，起初帮人开私家车，后才开起出租车。 　　“当初进这个行业，没有告诉家人，也不敢告诉家人，很怕家人担心安全，这行社会地位也低，自己都看不起自己。”邓三郎说。 　　不少的哥进入这行其实都夹杂着悲情元素，他们或曾“风光一时”，前职业包含企业老板、工地包工头等。当然，进来后，他们也没法好好享受前辈们的自由与舒坦。 压 力 　　新推行的聘任制，似乎让出租车司机们对自由有些期望——每月有4天的休假时间。 　　4天假期和底薪保障，对这个“休息还要掏钱”的行业来说，“诱惑”似乎够大，伍豪当即就签了新合同，“不比以前差，也不比以前好，只是换了一种方式”。 　　新制度对追求稳定和年长的司机诱惑不小，但天天收钱月月缴钱的司机们，更看重的是实际收益。邓三郎谨慎算完后却发觉“实际上把30天的工作压缩在26天干”。在估算出每月收益减少近百元的情况下，他坚定地拒签新合同。 　　坐在麦当劳的邓三郎拿着笔在白纸上划了划，将自己的月收入折成时薪后发现，“才10～15元左右，比一般临时工还少。”他说，就连麦当劳服务员这类兼职工性价比还要高呢，至少后者的安全系数更高。 　　在出租车司机看来，这行工时长、风险大、收入少、地位低，司机们或多或少有前列腺炎、尿道炎、痔疮、颈椎炎、肩周炎等疾病，且疲劳是常态，多数时候，开完车下了班的他们“只想倒头就睡”。几乎日日无休的长时间驾驶，让他们看上去远比实际年龄苍老，46岁的司机彭大荣头发近乎花白了。 　　更糟糕的是，职业属性甚至牵连到了婚姻大事。彭大荣说，这是个被老婆视为“赚不到钱”，被儿子视为“很丢面子”的行业，他同样是的哥的朋友，因此而被老婆“甩了”，最近刚刚离婚。类似故事在这群人中不少。 　　司机们通常不太爱找老婆“吐槽”。邓三郎当初进这行时甚至不敢告诉老婆和家人，“觉得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对这个人生巅峰时曾月入2万的42岁的哥来说，现在月入四五千的出租车职业，加重了他的养家和生活焦虑感，同时也打痛了他的自尊心。 　　不过，并不是所有市民都认同出租车行业的这些特点，市民黄小兵甚至觉得出租车司机收入很高且态度很差，“有时爱载不载”。 　　“爱载不载”并非空穴来风。彭大荣坦承，由于经济压力和投诉烦恼，司机们确实会有选择性的载客。彭大荣把投诉视为异常烦恼的事，投诉造成的处罚，轻则停运，重则罚款，“既浪费时间又损失收益”。 　　投诉给司机们至少带来三大烦恼：一、写事件经过；二、停运10小时，连续5天每天停运两小时；三、填写4～5张问答卷，填写耗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