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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诗歌插上朗诵翅膀 　　我的父亲臧克家是诗人。他七十余载创作生涯中所创作的诗篇，被几代人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和不同场合朗诵过。而我父亲这位诗歌的创作者，同时也是诗歌朗诵运动和活动的积极倡导者、组织者、参与者和推进者。让好诗插上朗诵的翅膀，走出书本和书斋，飞向人民大众的心间，在不同时代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同样是我父亲一生的追求和心愿。 　　回过头去眺望一下父亲这位世纪诗翁的人生旅程，他从少年时代就喜爱诗歌并开始进行创作，常与同好们组成诗社，探讨吟唱；从青年时期投入时代与社会大潮后，他更是在历次社会变革、民族危亡的时刻，不忘发挥诗歌朗诵这个武器不可小视的作用与影响。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我父亲怀着满腔抗战激情和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立即奔赴前线。在坚守于抗战正面战场的五年中，他充分利用诗歌朗诵的强大艺术感染力，积极发挥其便于传播和易于发动大众的特点，无论是在抗日前线还是在敌后，他都放开喉咙，激情朗诵抗战诗篇，或是组织诗歌朗诵活动，唤起民众抗日救亡的热情。历史证明，诗歌朗诵是抗战时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的有力武器和重要内容之一。我父亲任团长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团，1938年7月至1939年春徒步远征到鄂、豫、皖和大别山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对当时的情景，他曾有过这样的描写：“每到一地，我们都要出墙报，演小戏，唱救亡歌曲，朗诵抗日诗篇并创作文艺作品，向民众宣传抗战必胜的道理。” “我们十四个，曾在多少伟大的场合中朗诵过诗，也曾在溪水边，绿树下，烟雨之中，做过诗歌朗诵问题的探讨。” 1938年，这支文化工作团在到达商城之后的一个傍晚，就在这抗战前线召开了第三次文艺座谈会——诗歌朗诵运动大会。小小的庭院，被战斗在前方的青年和文艺爱好者们坐得满满的。与会者不仅满怀情感地朗诵了各自爱好的诗篇，而且就 “诗歌，这抗战中的号角”，朗诵诗的内容与形式，山歌、民谣、鼓词、小调与朗诵诗的区别；朗诵的方法，如何开展诗歌朗诵运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在抗战前方举行诗歌朗诵会和讨论会，并且得到了民众的关注和积极支持、参与，足见诗歌朗诵工作的影响和意义。我父亲记得，在他当时参加过的欢迎白崇禧将军的剧台上，在八一三纪念大会上，诗歌朗诵都发挥了很大影响，“朗诵者的声音、情调、姿态，抓住了每一个人的情绪，使得全场上都不敢大声呼吸。”“不放松每一个朗诵的机会”，以达到向人民大众宣传抗战必胜信念的目的，这就是父亲在民族危亡关头，克服重重艰难险阻所做的工作之一，他尽力推动、组织这项工作并参与其中。 1938年臧克家率领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团与河南“战教团”联合演出后合影。站立者右六为臧克家。 　　我父亲对于诗歌朗诵的推进、支持与宣传，还表现在他的著作中。从抗战时期开始到他去世，他这方面的文章与诗作有十余篇，涵盖了通讯特写、诗歌、散文和文艺理论等多个门类。最早的是写于1938年的《诗歌朗诵运动展开在前方》。这个有关诗歌朗诵著作的开篇，就已经为我们带来了“诗歌朗诵运动随着民族解放的战争展开了”的大好信息：“在陕北有过‘破题儿’的尝试，此后，广州、武汉……也响应了起来。……这个运动的本身已经惹起大众的注意，已成为铁的事实。”之后的著作还有1954年1月的理论文章《诗的朗诵》、1956年1月的新诗《迎春——迎春诗歌朗读大会开场诗》、1963年3月的新诗《诗在发言》和《诗，站起来了！——根据在“北京首次星期朗诵会”上的讲话写成这首诗》、1981年5月的序言《要记住三亿少年儿童——〈少年儿童朗诵诗选〉代序》、1983年8月的新诗《写给日本朗诵团的同志们》、1985年6月的新诗《回来吧，快快回来吧！——为失足青少年朗诵会而作》、1985年12月的新诗《生命试卷的鉴定——向老山抗越前线战士们致敬！》、1986年2月的新诗《艺术新花朵——祝北京朗诵艺术团建团五周年》、1986年4月的散文《来自南疆的老山兰》、1998年尾的新诗《给殷之光同志》等。这些著作的写作时间，从1938年到1998年，六十年的时光，贯穿了父亲的大半生。从这些诗文的内容看，它们涉及对诗歌朗诵理论和现状的研究、对青少年在这方面的关注与培养、对于诗歌朗诵活动、团体和朗诵艺术家的支持以及对国际朗诵艺术团体的关注和友情，其中不乏多首专门为各种诗歌朗诵会而写的诗篇。父亲对于诗歌朗诵这项工作的用心，足见一斑。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我父亲写于1954年的专门论述诗歌朗诵理论的《诗的朗诵》。在这篇三千余字的文章中，他对于诗歌朗诵的起源、现代诗歌朗诵的涵义、特点、作用和对象、开展这项活动需特别注意的事情、什么样的诗适合于朗诵、诗朗诵的技巧和方法等诸多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正是他从多年实践中提炼出的理论精华。我父亲再三强调的是诗歌与人民大众的结合，而朗诵，正是最好的渠道和工具。他指出：“诗歌朗诵渐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