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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中国形象传播问题 　　摘要：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文学的生产与传播呈现出非生态化的态势，其中本土传播环境机制的制约与域外传播认识的偏狭是最突出的表现，它严重地影响到20世纪中国形象的完整建构。在全球化发展语境下的今天，文学传播内容的更新、传播载体的重视以及传播途径的多元化尝试将是通过中国现代文学传播在世界范围内完整树立中国形象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中国形象；传播机制；传播内容；传播途径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方爱武，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浙江杭州310014；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浙江杭州310023 　　文学传播是整个文学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指的是“文学作品创作完成之后，到文学读者阅读之前的流通过程，它包括文学作品的出版、宣传、发行乃至借阅等。”有学者指出：“文学传播与接收的研究，是二十一世纪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之一。文学接受的研究已取得不少实绩，而文学传播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它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范围还不大明了。”在中国现当代领域尤其如此，我们普遍关注的是创作需求与创作本身，而忽视了文学形象在完成了以后，它的后续发展乃至传播问题，它对于社会与世界文学的影响，以及它反作用于文学创作的功能。特别是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随着我们国家经济上的飞速发展与政治上的日渐强大，我们的现代文学如何传播我们在作品中所塑造的中国形象，世界文学中中国形象应如何有效地建立起来，这些问题都必须要引起我们的关注。 　　一、中国形象本土传播受到的制约 　　文学传播一般可分为域内与域外两种模式，首先我们需要考察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传播的本土特色。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现代文学的发行传播总体而言呈现的是单一与扁平的非生态化态势，如此的局面与当时社会的传播环境有着严重的被制约与制约的关系。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中华民族在救亡和启蒙、觉醒与抗争之中探寻现代化中国之路的历史，百年中国文学中的国民性话语体系就是在世纪之交的思想启蒙运动中萌芽的。1915年《新青年》开启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大批留学海外的现代先进知识分子大胆借鉴西学中先进的思想与话语模式来反思中国的现状，他们在对传统的反思中一致认为，只有国民思想上的革新，才能立国存种；因此揭示社会的病苦，揭示国民的劣根性，塑造、传播阴暗的中国形象，试图以摧枯拉朽之势完成对整个国家从国民到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转型，成了很多知识分子文学创作的意识主导。正如列文森所说“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如此的传播需要与传播环境自然深刻左右着相当长时期内的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与传播的发展模式。杰姆逊曾说：“审美活动就是意识形态的行为。审美形式或叙述形式的生产是意识形态，它具有对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创造出想象的或形式的作为‘解决’的性质。”这是社会传播软环境的需要，中国现代作家自觉地用文学审美来表达他们的意识追求。然而，与西方十七世纪启蒙运动所不同的是，中国内外交困的社会现实使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中国形象的塑造自一开始便带上了一种政治功利主义色彩，再加上《新青年》、《小说月报》、文学研究会等一些传播硬环境的推动，从社会主流来说，中国形象塑造的单一性便不可避免。中国当代新时期文学的国民性话语的出现其实是对五四话语的一种回归，那时国门重新被打开，中国人如何从历史、政治中重新站立，中国如何摆脱历史的滞重、政治的束缚而真正走向现代化，很多中国作家在伤痛中走向反思，传播软、硬环境的制约同样使中国文学这一时期的中国形象塑造与传播也带有着趋同性特征。 　　而中国现代文学中革命话语的出现也同样受到中国文学传播软环境的制约。中国社会形势的动荡，外来侵略的叫嚣，使很多知识分子认识到火与剑的重要性，他们不再将文学作为思想启蒙工具，而是自觉主动地把文学作为政治批判与斗争的武器，殷切期望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极富现代性理想色彩的意识形态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现代性的国家，这显然是社会发展的主流期待，这种文学产生的政治社会环境规约着中国文学形象与传播的凝练而统一。 　　国民性话语与阶级革命话语都是属于国家主流话语系统，同时这也是中国文学主流的传播主体，是中国当时主流的社会政治传播环境之所需的。在这国家主流话语系统之外还有一种民间大众话语系统的存在。在中国20世纪文学的发展进程中，那种对传统中国形象的迷恋，并以此建立对现实动荡社会逃遁的中国形象的塑造；以及在当时注重个体生活感受的一类自由知识分子所创作的文学中国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一直没有广泛的传播空间，譬如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的作品。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从现代走向后现代，随着中国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社会开始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