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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场域下多元解读 　　布迪厄将“场域”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1]。阅读活动是一个特殊的场域，在这个场域的各种关系结构中既有现实存在也有历史存在，既有文本叙述的场域也有读者身处的场域。在时空交错的复杂场域里，文化是极为重要的，正如德国人类学家休普勒斯纳所说：“人天生是一种文化生物”[2]，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本文拟从文化场域的角度，以《林黛玉进贾府》[3]为例（下未注明的引文均源自此），对其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进行多元解读。 　　一、跨“时域”：古今男性视域里的王熙凤 　　在文化场域的各种文化关系存在结构中，人们最关注的是传承和发展。阅读活动的时间起点是当下，在阅读过程中要穿越文本所涉及的和读者所联想到的历史，然后再回到现实情境中，在历史文化语境与当代文化阐释的交融中完成对文本的跨“时域”理解。 　　在《林黛玉进贾府》一文的教学中，学生常常有这样的疑惑：为什么书本里对王熙凤的评价都是负面的，而现实中却有很多人欣赏她？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了解古代男性的女性观，以及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男性是如何审视女性的。 　　1.古代男性的女性观 　　在以要求女性“三从四德”为核心的我国古代男性观念中，女人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服从，不能凌驾于男性之上。《大戴礼记·本命》中说“妇人，伏于人也”，班固在《白虎通义·三纲六纪》中也讲“妇者，服也，以礼屈服”。其次，女人要柔顺。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晏子就讲“妻柔而正”（《左传》），宋朝司马光在《家范》中也讲“妇人专以柔顺为德，不以强辩为美也”，明朝吕得胜在《女小儿语》中说“笑休高声，说要低语，下气小心，才是妇女”。可见在我国古代男性视域里，女性形象以娴静为美，举止安详，谨言寡笑。 　　王熙凤的形象与此正相反，她号称“凤辣子”，贾母称其“泼皮破落户”，其外貌是“粉面含春威不露”，行为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在众人“敛声屏气，恭肃严整”时，她从院中笑着走进来，难怪林黛玉“纳罕道：‘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诞无礼’”。 　　司马光在《家范》中说：“为人妻者，其德有六：一曰柔顺，二曰清洁，三曰不妒，四曰俭约，五曰恭谨，六曰勤劳。”从王熙凤的衣着及对日常生活的安排来看，她并不节俭，反而奢侈。从她对王夫人的言行来看，也很难说恭谨。例如，“才刚带着人到后楼上找缎子，找了这半日，也并没有见昨日太太说的那样的，想是太太记错了”，当着众人的面批评长辈是很无礼的。又如，“想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子们不好了，也只管告诉我”，在贾母和婆婆面前如此叮嘱黛玉，也是有越礼之嫌的。 　　2.当代男性视域中的王熙凤 　　从古代男人的女性观来看，王熙凤有很多缺点，但是很多现代男性并不这样认为，因为他们审视女性的角度发生了变化。首先，现代社会提倡男女平等，女性的主体性价值得到尊重。其次，在家庭内部夫妻共同承担养家的责任，妇女也要外出工作，女强人成为了正面形象。因此，王熙凤的精明干练不再是“唯事酒食衣服之礼耳”，也避免了诸如“国不可使预政，家不可使干蛊”（《颜氏家训》）这样无端的异性猜忌。 　　在当代文化中精明强干是一个突出的优点，由此“泼辣”不再是缺点，而是外向性格的一种类型。古代讲“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现代社会讲人际交往，大声说笑也不再违背礼仪，而是开朗、活泼的外在表现。初见黛玉，王熙凤先是“用帕拭泪”，后“忙转悲为喜”“又忙携黛玉之手”问长问短，最后“亲为捧茶捧果”，这不一定非要解释为“虚伪”，其实这一系列行为是符合交际语境的。她没有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依据交际的需要，揣摩他人心理，顾及他人情绪，照应得很周全。 　　3.古今视域融合中的王熙凤 　　当然王熙凤有一个致命的错误，这是古今男性都会批判的，那就是泼辣之外的毒辣。她第一次弄权铁槛寺，谋财三千两银子，还伤及两条人命，“自此凤姐胆识愈壮，以后所作所为，诸如此类，不可胜数”[4]。这是人类唾弃的行为，因为人性崇尚善良。 　　王熙凤在男权社会里，在权力关系尤为突出的贾府——这个豪门，执掌内府一应事项，善于摆布和处理各种复杂人际关系，是女性中的“极少数”，甚至是“异类”。作为读者，无论褒还是贬，都需要意识到，这个人物在封建大家庭的权力场中，性格被扭曲了。 　　二、跨“空域”：被贾府场域压迫的林黛玉 　　一般来说，由于区域、民族、国家的不同，文化场域会有很大差异。从林宅到贾府，由于家境的巨大落差，尚未成年的林黛玉受到了来自贾府场域所特有的豪门文化的“压迫”。无论是贾府的物理环境，还是规矩制度以及人际交往，都给初来乍到的林黛玉带来了压力。 　　1.豪门的物质文化 　　我们可以从物质文化的角度审视贾府的物理环境所折射出的富贵信息。贾府正门上的大匾“敕造宁国府”，正内室悬挂皇帝手书“荣禧堂”赤金九龙大匾，以及东安郡王手书对联，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