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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文本理解和解释 　　一 　　关于文本解释的一般常见是，文本有独立于解释者之外的原意，解释者应该消除自己的主观先见、前见，从时间上、思想上、心理上、语文上“设身处地”地进入作者所生活的时代，真切地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以达到对文本及其作者原意的把握。这也是陈寅恪先生所谓的“同情之理解”。文本究竟有没有原意呢？作者的原意是什么呢？解释者能否消解其历史性，而突破其时代和个人经验的限制呢？我们认为，文本及作者并没有原意，任何解释者总是带着其历史性来解读文本的，消解其历史性是不可能的。首先，解释者是历史中具体的人，脱离其历史性，则成为一个抽象的人。其次，消解历史性，解释者将成为一片空白，他的生活体验、知识水平、人格修养、艺术素养将被悬置，解释就不可能。总之，关于文本解释的一般常见，在实际的解释过程中并不能成立，而只是表明了我们的愿望和期待。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揭示出文本解释的一般特征，建构了哲学解释学的理论体系。 　　其一，文本没有所谓的一元性的原意，文本的意义具有多元性和开放性。文本的思想内容是一个丰富复杂的“意义体”。解释者只是侧重于某些意义的阐释，而不可能穷究文本的所有意义。因此，每一个解释皆是有限的，并不断地丰富文本的思想内容。文本面向不同时代的人、同一时代不同的人开放，文本常释常新，这并不表明文本解释就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潭：一是所有的解释并非是“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是具有一定的共性；二是我们从不认为所有的解释都是一样的好，总是认为某些解释较为合理。 　　其二，任何文本一旦存在，必置于一种特定的历史时空中，文本的意义受历史条件的制约而表现出历史性，这是文本的历史性。解释者总是处在他自己的时代背景、思想氛围和个人经验中来解释文本，这构成了解释者的历史性。文本的历史性与解释者的历史性构成一段距离，解释者不能通过“设身处世”以消解历史距离。历史距离使解释者与文本之间产生紧张冲突，是阐释文本意义的障碍，同时，历史距离也为解释者的创造性理解提供空间。 　　其三，解释者的历史性与文本的历史性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伽达默尔由此提出“视域融合”的重要概念。“视域融合”是指文本历史视域与解释者历史视域的融合。解释过程就是文本的历史性与解释者的历史性在冲突中融合的过程。一方面是解释者的思想向文本的渗透，另一方面是文本影响了解释者的思想，二者互动的、双向回流的诠释活动创造了新的文本意义。这是解释者结合他的时空条件和个人经验，而展开对文本意义的解释。 　　其四，解释者的先见、前见是解释文本的必要前提。“先见”“前见”的问题，是传统解释学与哲学解释学争论的焦点之一。传统解释学认为，解释者的先见、前见阻碍了对文本的正确理解，必须予以消除。中国的先哲即有此观点。《论语·子罕》中有“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说。就认识论上而言，“毋我”即是消除主观先见之意。庄子认为“心斋”是至人最高的精神境界。《庄子·人间世》曰：“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至人消除他的“成心”，心灵虚静寂寞才能正确认知大道，《庄子·逍遥游》所谓“至人无己”。荀子认为，“虚壹而静”之心才能知“道”。这都是对主观前见的贬斥，但哲学解释学肯定了先见、前见??解释中的重要作用。伽达默尔认为，解释者的前结构包括成见（前见）、权威和传统三个要素，它们构成了理解的必要前提。他由此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从启蒙时代理性主义观点来看似乎是理解障碍的前见，现在成了历史实在的本身和理解的条件，所以屏除成见就是放弃理解。没有先见、前见，理解和解释就不可能。 　　其五，文本解释总是“突出”文本的某些意义：一是由于文本蕴含这些意义，尽管其在文本中是隐微的、间接的；二是解释者有这样的先见、前见。伽达默尔认为，“突出”一种东西，正是前见所发挥的作用，也是视域的聚焦。文本的某些意义是解释者感受最深切、理解最透彻的，而与解释者的先见、前见深相契合，故解释者不遗余力地予以发挥。陶渊明曾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所谓“会意”，即读者的心意与文本的内容交相融合，因而“欣然忘食”。文本含有某种意义，但你没有这样的知识经验或体悟不深，你往往会视而不见，或简单解释而不能穷尽文本的这一意义。文本不含有某种意义，但解释者因自己的主观先见而投射到文本当中。这种解释是歪曲和曲解，是无中生有，即所谓“郢书燕说”。 　　其六，解释者在解释文本时，不是被动复制文本的原意，而是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文本意义进行创造性的解释。伽达默尔说：“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非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1] 　　二 　　根据哲学解释学的观点，解释者的历史性、先见、前见，是文本解释的必要前提。历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