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者侯巍为了对生命和文化传统承诺.docVIP

守护者侯巍为了对生命和文化传统承诺 　　一个对中医将信将疑的人，突然爱上了中医； 　　一个春风得意的律师，放下律师业务改行治病救人； 　　一个既无家学渊源又无科班学习经历的外行，成了一代中医大宗师的入室弟子，并成为他的独门验方的传承人； 　　一个半路出家的医生，要建一所专门收治各大医院判定不治的白血病患者医院，还要在网络上与疗程同步发布病患者的康复情况，以证明中医治疗的可验证； 　　一个喜欢穿西装的人，却热爱太极拳并颇有造诣，相信中华文化传统中的武医一体之说，打算为中医复兴献出后半生。 　　集以上种种戏剧化冲突于一身的人，叫侯巍。类似这样相互冲突却又融合得浑然一体的东西，在侯巍身上还可以找出很多。比如：他会很激动地谈理性思考，很理性地谈感性的得失；很圆融地坚持原则，很原则地融化分歧。 　　也许就是由于这种多面性，侯巍面对不同的来访者时，会根据对方的身份，给出两种不同的名片：一种是某医院的筹备人，另一种则是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虽然两张名片上的身份差异悬殊，但不可否认，两个身份都是真实的，名片背后的侯巍都是真实的、真诚的。 　　20年前，侯巍不会想到自己会与中医结下不解之缘，更不会想到他的名字会和中医宗师施今墨先生扯上关系，不会想到他能成为当代大医孙一民先生的高足和传承人，并成为两位先生一脉相承的仁心医术的守护者，成为守护生命和优秀中医文化传统的人。 　　20年后的今天，侯巍同样没办法设想自己能离开中医，放下肩上这副光荣沉重的担子，放下孙先生对他的付托，放下他对孙先生的承诺，放下对生命和文化传统的责任。 　　面对侯巍，很容易让人想起汉朝一代良相张良。 　　当年，张良在圯上偶遇黄石公，以三纳履的谦卑，赢得“孺子可教”的赞誉。黄石公授张良以兵家绝学不传之秘《素书》（又称为《黄石公兵法》）。张良发奋研读后，深明韬略，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张良也因之成为山东六国灭秦兴汉这出大戏中的主角之一，为西汉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 　　侯巍与孙一民先生的偶然相识，所得的评价则是“孺子可??”。孙先生纳其为入室弟子，带他行医四方，并授以独创的“四鲜汤”之方。“四鲜汤”是孙一民先生的苦心孤诣之作，该方1999年曾获得河南省科技成果奖，并申报了国家专利。如果把行医视为保卫生命的战争，孙先生的这一创见，大概也可视为黄石公的兵家奇书了。 　　与张良不同的是，张良已经功成身退青史标名，而侯巍却仍在踽踽前行，面对着西医、中医之争，面对着“治疗不治之症”之疑，面对着病患者和他们家人的渴望，面对着实现恩师托付所必经的种种挑战。 　　侯巍说：“我知道建医院这事儿不容易。就是孙先生自己，以他在医界的地位和声望，也不是想建就建的，由我来实现他的愿望，就更不容易。我既然答应要做这件事，就一定会做下去，至于结果如何，反倒不重要了。就算不建医院，病还是要治的，路还是要走的。但是，努力过，争取了，总比不争取要好。” 　　对侯巍和孙一民先生、孙一民先生的恩师施今墨先生以及他们背后的近代和现代中医的发展了解越多，就越能明白，侯巍是一个守护者，他在守护生命，守护被很多人质疑、放弃的传统，守护一段曾经的辉煌。 　　他相信那些宝贵的生命应该被尊重，相信那些蒙尘的珠玉会再度发光。他愿意为之守护，不管作一个守护者所要面对的夜有多长，不管守护者的背影多么孤独。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理解侯巍这份守护的沉重，要先从施今墨、孙一民这两位中医大师说起。他们的相逢相识，从一个侧面映照出中医的近百年历史，构成了关于文化传承的传奇。 　　施今墨，原名施毓黔，生于1881年，13岁时即从他的舅父、名医李可亭学习中医，20岁左右已经通晓中医理论，可以独立行医。施今墨求学于京师法政学堂，经人介绍认识了黄兴，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从此以医疗为掩护，随黄兴奔走革命。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施今墨作为山西代表，在南京参加孙中山先生就职大总统的典礼，并以客卿身份协助陆军总长黄兴制定陆军法典。在《陆军刑法》《陆军惩罚令》《陆军审判章程》中都有施今墨的手笔。后来袁世凯篡权，孙中山出走，黄兴病故，施先生辗转官场一段时间之后，渐感时世虽异，官员仍不改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作风，大为失望，慨叹不已。既然“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他从此弃政从医。他为自己更名为“今墨”，取义有三：其一，纪念诞生之地，“今墨”同“黔”；其二，崇习墨子，行兼爱之道，治病不论贵与贱，施爱不分富与贫；其三，要在医术上勇于革新，要成为当代医学绳墨（今之墨准之意），为中医建立新度，为后学者立范式。 　　施先生悬壶济世的经历，不乏传奇色彩。1925年，孙中山先生病重，曾延请施今墨诊病。1930年，施先生应邀为杨虎城将军治病，药到病除，当时传为佳话。何香凝、溥仪、李宗仁等人都多次延请施先生看病。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