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编校质量,怎叫人放心得下.docVIP

这样编校质量,怎叫人放心得下 　　《晚晴集——曾敏之记述的人物沧桑》（署为金城出版社2008年1月版）是一本好书。作者曾敏之是著名的作家、报人，曾任职于《大公报》和香港《文汇报》，并在暨南大学任教。他经历丰富，交游广泛，勤于笔耕，写下了大量人物通讯、专访和回忆文章。收在《晚晴集》中的文字，大多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其中一些篇目颇具史料价值。 　　可惜的是，这本书并没有出好，原因是编校方面的失误太多，多得令人难以卒读，错得令人难以忍受。 　　一、史实差错 　　该书第43页在谈到王鲁彦时说：“他聆听过鲁迅先生在北洋大学讲授的中国小说史略，他走的是一条艰苦学习的道路。”“北洋大学”当为“北京大学”之误。“北洋大学”1895年创办于天津，初名“北洋大学堂”。鲁迅固然到过天津，但并没有在北洋大学讲授过中国小说史。这里也许是作者的笔误，但鲁迅在北京大学讲授小说史可以说是常识，编辑是应该知道的。 　　第124页在提到王力的生平时说：“一九二七年抗日战争开始，他又随华北各大学迁徒昆明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可说是尽瘁于教育事业。”这句话不甚通顺暂且不论。单说史实，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是以195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的，这已经是常识。而且，华北各大学也不是全部前往昆明，而是有一部分大学继续在原地办学，一部分学校前往西北和西南，组成了西北联合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组成西南联大的只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院校。 　　二、文字差错 　　编辑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和文字打交道。文字不仅涉及音、形、义是否准确，而且涉及繁简字的转化是否正确。由于汉字的形近字较多，因此在编校时需要格外注意。特别是在涉及人名时，一定要格外小心，不能出现失误。在这本《晚晴集》中，由于编校的疏忽和草率，文字差错比比皆是。如《记梁漱溟》一文，其中有六处将“梁漱溟”排成了“粱漱溟”。书中不仅将梁漱溟先生的名字排错，而且把陈寅恪夫人的名字也排错了，并且错得一塌糊涂。陈寅恪夫人姓唐，按家中排行取名“家琇”，工作后多使用单名“簧”，别号“稚簧”??稚莹”，婚后常用字“晓莹”（参见陈琉球等：《也同欢乐也同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 O年版，第59页）。但这本书却将“簧”排成了“篑”，两处将“稚莹”排成了“椎莹”，真是对前辈的大不敬。 　　第67页有一首作者怀念陈序经的七言律诗，其中至少有四处编校失误：“烟凝祟阁月横钭”，“閣”是“阁”的繁体字，繁简混用，此其一也；“钭”当为“斜”（此诗中读xia），此其二也；“葱龙满目怀园叟”，“葱龙”当为“葱茏”，此其三也；“寂寞离情对紊花”，“紊花”当为“素花”，此其四也。第68页“我和他（陈序经）对坐饮咖啡，他把秘诀寓于妮妮清谈之中告诉我了”。“妮妮”一般是对小女孩儿的爱称，不能修饰清谈，这里当为“娓娓”之误。 　　由于编校的失误，很可能给读者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例如第65页的“香港的一家刊物《百姓》由胡菊人、陆铿雨先生担任主编时”一句，“雨先生”应为“两先生”，假如读者不知道陆铿先生其人，而误认为是“陆铿雨”先生，岂不是后患无穷？ 　　第97页引柳亚子赠钟敬文诗“鼎堂橡笔传歌德，子谷清才译拜伦”。“橡笔”当为“椽笔”，即如椽之笔。郭沫若号鼎堂，曾译有歌德的《浮士德》。 　　三、注释差错 　　为文章加必要的注释是好事情，但一定要准确、规范，否则不如不注。如第37页的两个注释，每一个都有错。注释①“见曾敏之《容谷足音》，八十一页，北京新世纪出版社出版”；注释“见赵家壁《编辑忆旧》，二二四页，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其中，“《容谷足音》”当为“《空谷足音》”，“北京新世纪出版社”当为“新世纪出版社”，“赵家壁”当为“赵家璧”，“北京三联书店”当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空谷足音”是常见的成语，赵家璧是出版界的前辈，两家出版社也并不陌生，只要具备基本的文化素养和出版知识，都不会在这些地方出错，可惜还是错了。 　　四、引文差错 　　核对引文是编辑的基本职责，引文的遗漏、失校是编辑的大忌。而在这本书中，这种错误却常常出现。如第56页的“我们这种有如庄子形容的‘辙之鱼，相濡以沫’的友谊，是毕生难忘的”。这句话实际是把“涸辙之鲋”和“相濡以沫”混淆起来了。“涸辙之鲋（鱼）”和“相濡以沫”均来源于《庄子》，前者出自《外物》篇，用来比喻处于困境，急待援助的人；后者出自《大宗师》篇，比喻在困难的处境中以微小的力量竭力互相帮助。 　　当然，有些差错是作者造成的。由于作者写文章时过多凭借记忆，没有一一核对引文，这就给编辑带来了麻烦。如果编辑认真一些，通过前后文的比较还是能够将差错改正过来的。如第14页《记陈寅恪》一文，开头引了陈寅恪赠吴宓的两首诗，其一为“弦箭文章那日休，蓬莱深浅水西流。巨公谩诩飞腾笔，不出卑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