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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与城市学生成就动机差异性研究 　　摘要： 随迁子女是指城市化过程中随父母双方或一方从农村到城市生活、学习的学龄期儿童。而成就动机是一种与优秀标准竞争的动力。随迁子女的成就动机与城市学生之间的差异性不明显，但是两者的内驱力水平存在差异。造成这种内驱力水平差异的原因有学生班级环境的差异和父母教养方式的差异。 　　关键词： 随迁子女 城市学生 成就动机 内驱力 　　1.研究背景 　　成就动机是努力追求卓越，以期达到更高目标的内在动力和心理倾向。对成就动机的研究源于西方。对成就动机的最早研究始于默里（Murry）。成就动机研究的黄金时期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初的麦克里兰（D.C.Mcelelland）和阿特金森（J.Atkinson）。阿特金森将成就动机分为两种：追求成功的动机（MS），表现为趋向目标的行动；避免失败的动机（MF），表现为想方设法逃避成就活动，避免预料到的失败结果。八十年代以来德西（L·E·Deci）通过研究发现真正影响行为之自我激发和调节的是人们对行为的自主性或控制性意识。几乎与此同时班杜拉（Bandurn）在德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我功效说。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奥苏贝尔认为学生的成就动机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驱力成分，即认知内驱力（cognitive drive），自我提高内驱力（ego-enhaneement drive），以及附属内驱力（affiliative drive）。 　　台湾学者杨国枢（1978）开始了成就动机的本土化研究，指出成就动机是个人与内在或外在的优秀标准相竞争的冲动。后和余安邦（1987）一起进一步加深了成就动机的本土化研究，分析了成就动机的社会基础及成就动机的四个方面的特征：即成就目标、评价成就的标准、动机性质与成就动机和成就行为的特征。叶仁敏（1992）认为成就动机是一种比较稳定的个性特征[1]，并制定了成就动机自陈式量表，在国内成就动机研究领域应用广泛。 　　2.研究方法 　　问卷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情况；第二部分为叶仁敏的成就动机问卷；第部分为自编问卷，测定成就动机的三驱力；第四部分为江光荣的班级问卷；第五部分为斯滕伯格父母教养方式问卷（PBI）。 　　为了更好地进行调查研究，我们选取了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前后共发放问卷900份。调查学校包括南京尧化门打工子弟学校、江宁东山外国语学校、江镇初级中学等学校。回收的随迁子女有效问卷数为317份，城市学生有277人，有效问卷594份。 　　收回问卷后，对问卷进行了筛选，剔除无效问卷，共得有效问卷685份。使用SPSS19.0数据的预测分析。 　　3.随迁子女和城市学生的差异性研究 　　3.1随迁子女与城市学生的成就动机的差异性 　　随迁子女与城市儿童的学习生活环境完全不同，这会对这两个群体的心理产生不同的影响。李小青、邹泓、王瑞敏、窦东徽（2008）等认为流动儿童的自尊发展水平显著低于城市儿童，同时流动儿童的自尊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校际差异，混合公立学校流动儿童的自尊发展水平显著高于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流动儿童的自尊与学业行为、师生关系的各维度均有显著相关，学业行为中的学习效能感、学习自信心和师生关系中的低冲突性、支持性、关系满意度可以显著预测流动儿童的自尊发展水平[2]。 　　下表为随迁子女与城市学生MS、MF的差异性分析： 　　在上表中MS和MF的Levene的sig值分别为0.854和0.792，大于显著性水平，追求成功的动机与避免失败的动机的城市学生和随迁子女之间的差异不明显。随迁子女的成就动机与城市学生的成就动机并没有明显的差异性，这表明随迁子女和城市学生一样，具有相同的追求成功和避免失败的动机，同样希望超越自我，同样具有同“优秀标准”竞争的动力。 　　3.2随迁子女和城市学生的三个内驱力的差异性 　　在上表中三个内驱力和其他内驱力的差异性均小于0.01，表明差异性显著，随迁子女的这三种认知、自我提高、附属内驱力水平低于城市学生，其他内驱力的水平却高于城市学生。四种内驱力两者差异最大的是认知内驱力，随迁子女的认知内驱力较弱，其他内驱力较强。 　　3.3随迁子女和城市学生的成就动机的影响因素的差异性分析 　　随迁子女与城市学生成就动机差异性不显著，但是随迁子女的认知内驱力、自我提高内驱力和附属内驱力水平低于城市学生，而其他内驱力却明显高于城市学生。造成这种差异性的原因比较多，可能是随迁子女的与城市学生之间不同的班级环境和父母教养方式之间的差异造成的。 　　通过对随迁子女和城市学生之间的班级环境之间的差异性分析可知，这两个群体之间的班级环境存在明显的差异。除了纪律和秩序的维度外，其他四个维度之间的差异性系数均未达到0.000，在随迁子女和城市学生的班级中，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