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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理法视角下中国古代复仇现象 　　摘要：中国古代复仇现象在其产生和发展中，深受情理法的影响与调整。在天理、人情、国法的共同影响下，传统法虽对复仇现象是以限制为主，但往往在处理上则比较宽容。复仇现象是个体私力救济的表现冲击了社会秩序，危害了封建国家的整体利益，复仇现象在情理法之间不断地调整中呈现出递减趋势，但是没有完全消失。本文通过对古代复仇问题的研究，分析古人在复仇问题上探索的情理法结合的解决方式。 　　关键词：情理法 复仇 根源 评析 反思 　　一、复仇案件的裁断 　　（一）从东汉赵娥案件说起 　　（1）赵娥复仇案情 　　东汉年间，赵娥的父亲（不知何故）被一个叫李寿的人杀害。赵娥有三个兄弟，曾立志为父复仇，但不幸因瘟疫一齐亡故了。于是，复仇的重担落在赵娥身上，她不顾乡邻的劝阻，发誓手刃仇人。终于一天，她路遇李寿，挥刀先砍李寿的马，使李坠马落地，然后向李寿砍去。因用力太猛，砍在一颗树上，刀背=被折成两截。于是，她弃刀一跃骑到李寿身上，死死掐住李的脖子，使其窒息而死。最后，她割下李寿的头颅，投案自首。 　　（2）赵娥案的司法审理 　　在赵娥复仇案件审理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特殊情形，主要表现为司法官员和民众、皇帝和赵娥这样的几个方面：其一，司法官员司法官员与民众。在赵娥复仇案审理中，直接审理赵娥案的官员弃官要与赵娥共赴生死。凉州刺史和酒泉太守“并共表上，称其义烈，刊石之碑，显其门闾、帛二十端礼之”。高官对复仇者实施如此礼遇实属罕见。民众更是“倾城奔往，观者莫不为之悲喜慷慨嗟叹”。民众以观赵娥为荣，更是同情与佩。其二，赵娥自己对于复仇行为的认定和看法。其认为：“匹妇虽微，犹知宪制，杀人之罪，法所不纵；今既犯之，义无可逃；乞就行戮，陨身朝市，肃明王法”。就是要求法官依法处断，不必法外原情。其三，皇帝态度十分明确。官员将此案上奏后，皇帝发布大赦诏令，使得赵娥免于死刑处罚。 　　堂堂法官，因同情复仇，竟然不顾国家法律，对杀人者表以厚礼并放纵罪犯；区区文弱女子，因发誓报仇，竟不顾国家法律，私自持刀杀人。而高高在上的皇帝也赦免了故意杀人的罪犯，民众更是对赵娥赞誉有加，这样在司法官员与民众、皇帝和赵娥这样的几个方面共同作用下，本应被处以死罪的赵娥，在得到赦免同时获得了民间和官府的一致性赞誉。此后在复仇司法案件的审判中，一般都会体现“任情理而屈法律”的现象。这其实体现了情理法文化在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方面的综合定位，反应出一定的情理法维度。 　　（二）情理主导与法律意识的进步 　　汉代法律中虽然没有关于复仇的专门性规定，但是复仇杀人是不合于基本的法律要求的。一般而言“法律对于杀人的制裁，复仇也并不能例外”。汉初的《九章律》中贼律就是一个专门针对杀伤行为的法律。但是在这样的法律情境下，赵娥因复仇杀人却能得以赦免，这说明： 　　第一，情理主导司法裁判。虽然汉律对复仇杀人有明确规定，但司法者对此往往采取春秋决狱的方式。“官员伸人情而屈国法”，反映出汉代儒家化的法律思想和崇尚礼治的法律性格。赵娥复仇引发的司法官员与民众、皇帝的一些行为，表明了一种全社会对复仇价值的认同。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人的感情方面的需要。司法官员与民众、皇帝出于一种本能和潜在意识同情复仇者，同时感同身受地佩服赵娥为父报仇的情怀。另一方面，儒家的复仇观念的逐步深入和司法者逐步的儒家化。维护“礼治”的儒家以“孝梯为本”、“亲亲为大”，提倡以孝治天下。汉代自从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来，儒家思想在汉代取得了统治性的地位，儒家的“父母之仇，不与同生”、“虽百世可（复仇）”等观念深入人心。 　　第二，法律意识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复仇者服法意识的增强。赵娥为父亲报仇后去官府自首，司法者有意释放赵娥。但是赵娥“怨塞身死，妾之分明，结罪理狱，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这说明复仇者自身已经认识到了法律价值的存在，平民百姓是知道复仇是不合法律的一个行为。而赵娥复仇选择区自首，这反映出法律的观念逐步成为复仇者的考虑范围。在复仇者眼中出现了道德责任与法律责任的差异性认识，同时在自身的定位中出现了刑事责任与罪犯的概念认识。这不得不说是中国古代在法律意识方面中的进步。 　　二、 复仇问题产生的根源 　　（一） 施报文化的影响 　　施”和“报”是中国传统文化一对有意义的价值观念，在传统乃至现代的中国人社会生活中有着多方面的影响。“施”是给与、授予，“报”是偿还、回复。施与报二者是对立统一的，既有施，也要有报。中国的施报文化也使人们养成了思维定势，形成了一种原始的公平观念，即侵害者及家属对来自仇家的报仇毫不意外，往往都接受报仇带来的后果，再产生新的仇恨，所以说“冤冤相报何时了”，或者说这是一种游戏规则，对他人侵害，自身也会承受来自对方的还击，对谁都是公平的，这一点也能对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