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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管理学困境与出路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了东方管理学陷入学术困境的原因，认为东方管理学的尴尬，既是由于管理学内在的天然矛盾所导致，也因为部分学者对东方管理学本身的定位不准造成的。从东方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发展阶段对其进行重新定位，并依此指出东方管理学的发展出路。 　　关键词：东方管理学 学术定位 发展出路 　　自1994年胡祖光教《管理金论——东方管理学》第一次亮出东方管理学的旗帜以来，已经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建立起了自己的东方管理学体系，比如苏东水教授的《东方管理学》、颜世富博士的《东方管理学》、曾仕强博士的《中国式管理》、席酉民教授等的《和谐管理理论》以及黄如金博士的《和合管理》等，这些研究为中国管理学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应该说内容相当丰富，成果也十分丰硕。可是近20年过去了，虽然不乏实务界的响应，但看似花团锦簇的东方管理学研究到如今也未能取得一个公认的学术地位，在许多关键问题上依然颇有争议，在学术发展上陷入了一个较为尴尬的境地[1]。笔者对此现象做了深入的思考后，认为这种尴尬是固然是有管理学内在中“实践相关性”和“学术合法性”的天然矛盾的原因，也是因为部分学者对东方管理学处于何种发展阶段的定位不清晰造成的。东方管理学要想真正取得发展，就必须先解决定位问题和发展出路问题。只有把这两个问题真正搞清楚了，东方管理学才可以进一步向前发展，获得其应有的地位。 　　一、东方管理学学术困境的原因 　　现代管理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科，从 1911年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的出版以来，诞生已经超过百年。在现代管理学在诞生之初，管理学的先驱巨擘，比如管理科学学派创始人“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管理过程学派创始人“现代经营管理之父”法约尔，社会系统学派的创始人“现代管理理论之父”巴纳德等，本身就是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管理者。那个时代的管理学研究者和管理实践者是一体的，管理学的价值取向也比较单纯，就是有效的指导管理实践。但随着管理学的发展，管理学的研究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需要依靠其他传统学科，比如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数学等的支撑，管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合法性遭到了极大的质疑。同时，管理学研究者的也开始日渐分化，管理学研究者和管理的实践者开始出现了明显分野。主体的分化导致了关注点的分化，原本应该“经世致用”的管理学研究者们，从其他相关学科借鉴了大量的概念、框架和方法后，却开始埋头于完美的科学体系的构建，反而对实践中管理者关注的现实问题漠不关心了。管理学研究到底应该更多的指导管理实践，还是应该去争取其“学科合法性”使之真正的发展成一门“科学”，成为了难以调和的内在价值矛盾。如今，随着中国学术体制越来越向美国靠拢，中国管理学“学术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高水平的学术期刊基本都是以实证主义为主导的话语模式的，其研究成果实际上更多地反映了知识生产者的偏好，是学科争取合法性的见证和结果，而不是体现了管理实践发展的结果[2]146。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东方管理学在学术界不受重视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 　　如果东方管理学如果仅仅是因为管理学价值取向问题而不受学术界重视，倒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毕竟，在美国被实务界奉为圭臬的经验主义学派也不被主流学术界重视。可是，东方管理学在发展过程中，自身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明显制约了东方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定位不清，对东方管理学处于什么发展阶段认识不明。 　　二、东方管理学的定位 　　关于东方管理学的定位问题，本文作者之一的胡祖光教授早在1995《东方管理学及其在管理理论连续谱中的地位》一文就做了讨论，胡教授从学科思想发展史的历时性角度，提出了以物为中心、以组织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三个周期循环的连续谱。认为，东方管理学应该处于连续谱的最右端，即东方管理学主要是以管理中的“人”为研究对象的管理理论（包括一部分的组织管理理论）。进一步，从管理者必须抓好的事物出发，将东方管理学纳入了一个有意义的分类结构中，并命名为“管理要务学派”[3]。胡祖光教授的东方管理学实际上是为了弥补了西方管理学的不足，提出的一种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学“学派”，并没有革新西方管理学“范式”的想法。应该说，这个定位是相当清晰的。不过，在东方管理学的发展中，许多学者的步子迈的太大，认为东方管理学是一种可以更新西方管理学的“新范式”，试图一举替代西方管理学的统治地位[4]，这种对东方管理学的过度夸大，导致了管理学者尤其是青年管理学者对东方管理学莫衷一是，反而对东方管理学的建设不利。 　　要想对东方管理学进行更清晰的定位，我们还是必须回到“管理学是什么”这个元问题上。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一般有四种观点：1、管理学是对常识的精炼；2、管理是一种职业，管理学是一种职业教育学科；3、管理学是一门研究性和学术性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