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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溢出效应分位数回归研究 　　摘 要：将中国30个省市分化为利用外资高水平区域、利用外资中水平区域、利用外资低水平区域，然后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了外资对中国工业企业的溢出效应。进行100次自举抽样的实证结果表明，就全国而言，外资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但贡献力度要低于内资。分区域而言，利用外资水平越高的地区，外资的溢出效应最为显著；利用外资高水平区域的外资对产出的贡献度要大于内资的贡献度，而其他两个区域则有相反的趋势；工业企业资产规模越大，外资溢出效应的证据越充分。 　　关键词： 分位数回归；溢出效应；抽样自举；贡献度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3）04-0040-06 　　国外关于溢出效应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MacDougll于1960年率先提出技术溢出效应，并将其视作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一个重要现象，随后大批经济学家逐步对溢出效应展开研究。普遍观点为：东道国企业通过示范和模仿、人员流动、产业关联以及合作研发等途径，学习和吸收外商投资企业先进的研发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进而提高内资企业的生产能力和效率。虽然这一理论认识已广为受可，但对溢出效应的方法测度和统计实证研究则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溢出效应是否存在与显著，利用外资究竟能产生正向溢出效应还是反向的溢出效应，一直成为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议题。 　　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似乎证明存在正向溢出效应的论据更为充分和详实，大量的研究观点更认可利用外资对东道国企业的溢出效应成为东道国技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开放度较高、产研水平并非绝对低下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如何科学引导和决策外商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结构与强度，如何通过外商投资有效提高东道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已经成为国内外经济研究的重点问题。 　　一、文献综述 　　大量理论研究观点认为FDI技术溢出的重要途径来源于外资企业对东道国企业的示范效应，以及东道国企业的模仿效应和竞争效应；而外资企业规模大小及与东道国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亦成为决定外资外溢的重要因素。而大量实证研究则存在不一致的观点：Caves（1974）、Joze P. Damijan等（2003）得出的观点一致认为引进外资对东道国企业技术进步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1]。而Aitken 和Harrison （1999）[2]通过对委内瑞拉制造业的面板研究发现，1976～1989年期间吸收的外资在全国范围内不仅没有正向溢出效应的迹象，引进的外资反而抑制了当地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全国范围内存在较为明显的负溢出效应；Driffield （2001）以及Jonathan E.Haskel （2007） 等得出的观点则认为引进外资对东道国企业技术进步也不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因为他们的实证结果并不能较好地支持这种理想结果，他们的观点一致认为外商投资与东道国企业的产出并没有显著的溢出效应。 　　对利用外资溢出效应的研究，国内研究起步相对较晚。早期研究的代表有袁慧萍（1994）[3]、姚洋（1998）[4]、秦晓钟和胡志宝（1998）[5]、何洁和许罗丹（1999）[6]、陈涛涛（2003）[7]、才斌（2008）[8]、赖明勇等（2005）[9]。但是现有研究都还存在一些不足。刘和东和施建军（2009）分区域研究了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溢出效应，但他们对东、中、西部的划分完全是基于传统的地理区域的划分，也没有考虑海南和西藏两省区[10]；潘文卿（2003）对各省市的地区划分也带有很大程度的主观性，基本上是参照传统划分方法，只是将内蒙古和广西两省予以特殊划分[11]，而涂涛涛（2008）则继续借鉴了这一划分方法，这种传统的划分方案似乎不太理想，过于主观，缺乏必要的客观依据[12]。相比之下，侯润秀和官建成（2006）采用了较为合理的区域划分方法，作者以所选各年度的因变量之和作为聚类研究对象，采用欧式距离通过Kmeans聚类分析方法对中国31个省市进行区域划分[13] ，并且取得了较为理想的结论。但是作者选用专利申请量作为衡量产出和创新能力的指标虽然是一种惯用方法，却有失合理阐析。 　　在测度方法上，基于普通最小二乘法得出的结论倾向于平均水平，无法体现解释变量在不同阶段上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因而这样的结论过于自信，而其他大部分回归估计方法得出的结论也难以有效克服这一局限。事实上，对于因变量的不同分位点，自变量都有对应的、不同的系数，该系数度量了不同分位点上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映射，可以反映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响应趋势，在经济统计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满足研究需要，本文选取了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不同阶段上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一）外资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