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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泡沫、制度回应与人有限理性 　　摘要：英国南海公司与清末轮船招商局都曾出现股市泡沫，官方的制度回应不但未能阻止泡沫化，还给证券市场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在承认人的理性存在有限性之前提下，比对两家企业的史实，探求制度如何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对股市泡沫作出有效回应，更易于发现法制对于股票交易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股市泡沫；制度回应；有限理性 　　中图分类号：DF438.7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3.06.03 　　1993年4月22日，国务院发布《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这一距今20年的行政法规，对后来颁布的《证券法》乃至整个股票市场都有着重大影响，当然，期间亦涌现不少问题。中国股票市场起步较晚，若要进一步纵深发展，仅靠自身实践所获取之经验远远不足。尤其是当国内外股票市场一次次地出现周期性危机时，对于包括法律在内的一切制度回应有效性之质疑声便不绝于耳。回顾股票市场发展历程中有意义的事件，或许有益于重新思考制度对于股市的意义。 　　由此，对历史上曾轰动一时的英国南海公司与中国轮船招商局两次股价风波进行比对，将会是一项有价值的研究。当轮船招商局之股价在1883年出现暴跌时，可能没有几个人能意识到这与1720年南海公司所出现的景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历史是人类过往行动的轨迹，其中有无数可恨可叹之事，不但因其已经成为历史而无法更改，更可能会在人类将来的行动中不厌其烦、不知好歹地一次又一次呈现。这并非意味着人类没有学习与受训的能力，而是因为人的理性终究有限。 　　在股票交易场合下，人的理性及其有限性得以淋漓尽致地彰显。不管是1720年的英国还是1883年的清末，对于公司股价的波动，官方都进行了不同程度和不同层面的努力，但是股市暴跌仍然成为不二的事实。对于这两个相隔一个多世纪的事件，对其单独考察的著述不少，然则将两者联系起来加以思考的作法却不多。尝试将两者进行比对研究，探求在不同历史环境下股市泡沫生成以及法律有效规制的相似维度，并以此发现股票市场法律的意义与未来，是本文的核心所在。 　　一、股市何以容易泡沫化：南海公司与轮???招商局的历史镜像从表面上看，南海公司与轮船招商局是两个相距甚远的企业。南海公司是成立于18世纪初的英国公司，而轮船招商局则是在19世纪后半叶由清政府督办的企业。然而，当南海公司在19世纪中期走到历史的尽头时，距离轮船招商局成立也仅有二十余年的时间。两家企业都曾出现股价暴涨与暴跌的状况，其中必定存在耐人寻味的情节。 　　（一）法学视角下轮船招商局与南海公司之史实重述 　　1872年，在李鸿章主持下，中国近代第一家大型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得以成立。对于轮船招商局的设立过程以及相关的历史背景，史学界业已研究甚多，在此，笔者从法学研究的视角，有选择性地重拾史实中有意义的片段，以便进行后文论证：首先，法律实践先行，法学理论缺失。轮船招商局是在没有任何法人团体、有限责任等诸多企业法学理论支撑的前提下设立并且运作的，也就更不用说将企业置于行之有效的法律机制当中运营。其次，投资主体复杂，权责不相对应。轮船招商局的启动资金，主要来源于官方以“官款”形式垫付，而后才是向社会招股集资[1]771，但是企业管理由官方统一进行，呈现出如同当下所言之“实际控制人”的景象对这种“控制”的隐患，晚清大臣刘坤一在1895年即指出：“官有权，商无权，势不至本集自商、利散于官不止。招股之事叠出，从未取信于人。即招商、织布等局，成效可观，究之经理归官，利又无几，于商情终成隔膜。”（参见：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M].王笛，张箭，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88-89.），并非如国外公司之治理模式。再次，增资扩股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环境的推动，而非企业内部发展的真实需求。一方面，在短暂的同治中兴时期，国家与民众都在难得的“和谐”社会中留存下来一定数量的资金，如因买办而获取的丰厚利润。买办所得在1840-1894年积累的总额约达到4.5亿关两，这是为数颇巨的一笔资本。（参见：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148-150.） 另一方面，由于外资引入而建立的工厂也逐步向中国人招募股份[2]，进而刺激了国人购买股票的欲望。此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得轮船招商局的股票渐次供不应求。 　　若以相似的角度审视18世纪的南海公司，我们兴许能发现诸多饶有趣味的近似细节。第一，南海泡沫事件也是英国史上首次股市劫难，英国政府的回应毫无理论和实践的经验借鉴，这或许是《泡沫法案》在并未被充分估量其负面影响前就匆匆颁布的直接原因。第二，南海公司因国家需要而设立，其启动资金是由政府债券转换而来的公司股本，同样带有强烈的国家色彩。1711年9月8日议会通过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