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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立法完善 　　摘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原因在于该罪在立法上的缺陷和相关配套制度的不健全。因此，在立法上完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及建立健全相关配套制度，以更好的打击贪污腐败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立法完善；配套制度；财产申报 　　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问题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适用时出现了十分尴尬的局面，在一些涉及较高级别官员的贪污受贿案件中，除了查明的贪污、受贿、挪用款物的外，往往还有大笔的未查明的嫌疑人不能或拒不交代清楚的其来源的财产，这些款项有时甚至比查明的财产数额还要多。由于没有确凿的其他犯罪证据只能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定罪，最高只能处以十年有期徒刑的刑罚。这种处理的要大大的轻于其他类似的犯罪，所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成为了很多犯罪嫌疑人的避难港，能交代也不交代或者在案发前就想尽一切办法销毁相关的犯罪证据，增加检察机关侦办的难度，争取能判一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浑水摸鱼，减轻刑罚。这种情况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斗争中显得衰弱不堪，对此学界有很多的人对此罪名提出了完善的意见，有相当一部分人提出大幅度的提高该罪的法定刑想法，其中有人提出将其法定刑提高至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以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但是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 　　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立法中的缺陷 　　首先，不能说明财产来源合法，则推定为非法，当非法性的概率高于合法性就确定为犯罪，这种盖然性立法体现了对立法者相当功利的价值取向，同时认为适用本罪可能产生两种结果，宽纵犯罪或者冤枉无辜此罪的规定是推定犯罪。[1]其逻辑前提是怀疑拥有人所拥有的巨额财产是通过贪污、贿赂等非法手段获得的，但又找不到证明其来源非法的证据。如果拥有人不能说明其来源的合法性，就推定其来源非法。从责任的正当性上看，这种规定把可能当作实存，具有扩大刑事责任范围之嫌。 　　其次，与我国刑事诉讼所确定的举证责任原理相违背，不利于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刑事诉讼法中被告人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而在处理此种案件时被告人却要承担这种义务。 　　尽管有很多的学者从各种角度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寻找理论的支撑点，试图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兼顾了功利和正义价值得选择。“在我国，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来源并未公开化，一个国家工作人员拥有巨额财产并不能作为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充分根据，这部分巨大的差额财产属于合法或非法所得的可能性同时存在。这种不明来源的财产直接归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存续，有损于国家的廉政制度和国家对公职人员职务廉洁性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刑罚权介入的必要性是显然的，但又有必要尽可能防止刑罚权伤及无辜，法律设立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通过假定这部分财产为非法所得，而免除了侦查机关提供取得非法所得的证据的责任，可满足功利之需；同时赋予犯罪嫌疑人主动排除这种不利于自己的假定前提的权利，兼顾了正义价值。”[2]但是该罪名存在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是谁也无法回避的。从根本上说1988年确立该罪名只是为了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之初遏制贪污贿赂犯罪的恶化势头，严密法网，堵塞法律漏洞的无奈之举，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产来源不明罪在实践中独立顺畅的运作，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必须依赖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监控国家工作人员财产及其他相关机制。但是我国立法在启动、适用这一罪名惩罚相应犯罪的机制存在着严重缺陷，到目前为止，相关配套制度的研究和出台仍明显滞后，且很不充足。 　　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完善 　　在《刑法第七修正案》中该罪名的法定刑被提高至十年有期徒刑，之前更有人在提出修改建议时提出将该罪的法定刑提高至无期徒刑甚至死刑。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他们想在没有其他配套制度的情况下，单靠提高该罪的法定刑来遏止贪污贿赂犯罪的愈演愈烈的势头，可是这种做法无异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认为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来进行完善。 　　（一）扩大该罪主体范围 　　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发现有很多己经卸任、离退休的原国家工作人员，拥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但是却因主体要件的限制，无法受到法律的制裁。为了弥补法律上存在的漏洞，应当适当的扩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主体范围。笔者建议可以参照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例将离、退休的原国家工作人员纳入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主体。打击国家工作人员在任职时贪污受贿，转移财产，待退职后收回的情况，或者在职时接受请托，为人谋取利益，退职后收受贿赂，而逃避法律追究的侥幸心理，以此来进一步遏制现职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犯罪行为，充分维护国家的廉政制度。 　　（二）细化法定刑 　　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规定如此悬殊的法定刑，究其立法原意，主要是考虑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非法所得来源的多样性、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