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产出方程的检验研讨.docVIP

货币产出方程的检验研讨 文献回顾:货币对产出的相关经验研究 (一)圣路易斯方程的提出和发展研究货币与实际产出之间关系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对货币和实际产出进行回归检验。最早也是最简明的货币—产量回归模型，是由美国圣路易斯联邦储备局的Anderson和Jordan于1968年完成的。因此，产量对货币的这一回归方程在宏观经济学中就被称为圣路易斯方程。最初的圣路易斯方程，Anderson和Jordan(1968)最初选择基础货币作为货币行为变量，用名义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由于方程不能直接确定由货币引起的名义收入的变化是实际收入的变化还是价格水平的变化，所以就不能准确判定货币与实际产出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2］Leeuw和Kalchbrenner(1969)认为，美联储无法控制基础货币中成员银行的借入储备和流通中的通货存量。同时，基础货币相对方程因变量名义GNP的变化不具有外生性;［3］而Davis(1969)坚持认为货币通过利率而非通过基础货币或货币存量影响产出，因此选择基础货币作为货币政策行为变量是不合适的。［4］Batten和Hafer(1983)将圣路易斯方程用来做跨国比较检验，该方程可以解释6个不同国家的货币政策对名义收入的影响，为该方程更广范围的使用打下基础。［5］(二)关于中国圣路易斯方程的实证检验国内学者对货币的产出效应认识基本一致。多数学者认为，货币供应量波动与产出波动在长期以来存在着稳定的相互影响。孙立(2003)根据圣路易斯模型构建包含货币政策变量和财政政策变量的基本方程，运用多项分布滞后模型，检验两种政策对名义产出的影响效应。他认为适度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并不次于积极财政政策的促进作用，甚至效用更加明显。［6］郑超愚与张燕(2005)运用圣路易斯方程来建立中国财政赤字缺口与产出缺口的政策响应函数，同时描述中国经济波动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互动过程。结果表明，中国的货币政策或者具有适应自然经济波动的被动调整倾向，或者构成导致和维持经济波动的基本政策因素。在包含货币政策效应时，中国财政政策的经济稳定效应有所增强，然而其反周期操作的超前干预能力减弱。［7］刘霞辉(2004)认为在中国市场发育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频繁的货币供给量波动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8］国内对货币供应量变动影响产出变动的传导机制研究。战明华与李生校(2005)利用1995－2003年的季度数据，通过构建多项分布滞后模型和VAR模型，来检验不同口径货币对产出的影响，分析结果认为由于M2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变化不仅影响总需求，而且还通过投资影响总供给。因此作为广义货币供应量的M2对产出变化具有实质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具有持久性。［9］张茵与万广华(2005)发现货币波动只是被动适应产出和价格的变化。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是价格预期的变动。预期变动不单强烈地影响真实产出，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解释货币波动。［10］本文认为应当重新估计和检验中国圣路易斯方程，利用季度数据和多项分布滞后模型来探究货币与实际产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货币产出效应的滞后长度。 模型、数据选取和技术说明 (一)分布滞后模型说明本文货币产出回归的计量基础模型采用分布滞后模型(DistributiveLagModel)。分布滞后模型主要用来研究经济变量作用的时间滞后效应，长期影响以及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影响关系，用于评价经济政策的中长期效果，属于动态计量分析的范畴。一般的分布滞后模型:Yt=α+β0Xt+β1Xt－1++L+βmXt－m+μ模型形式上与一般多元线性回归相似，但因为滞后变量和滞后期长度难以确定，两者的参数估计有所不同。本文运用阿尔蒙多项式法来进行参数估计，在2阶阿尔蒙多项式，将滞后期长度取到4期。考虑圣路易斯方程的一个例子:ΔlnYt=C+aΔlnMt+a1ΔlnMt－1+a2ΔlnMt－2+a3ΔlnMt－3+a4ΔlnMt－4+bT+c1D1t+c2D2t+c3D3t(2)其中:Yt，Mt分别代表t时刻实际总产出和货币供应量，是模型的主要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Mt－1，Mt－2，Mt－3，Mt－4分别代表t－1，t－2，t－3，t－4时的货币存量，以考虑货币对产出的滞后影响;C，T分别代表常数项和时间趋势，以解释实际产出增长中的长期趋势;D代表季节虚拟变量，以控制变量中有规则的季节变动。由于研究数据是季度数据，所以本文设计三个虚拟变量，来区别一年中的四个季度。(二)数据选取本文所采用的主要变量是实际产出和货币供给量，用实际GDP来代表实际产出，而采用流通中的M1和M2来代表货币供给量。样本时间区间为1994年1季度—2011年2季度，其中货币供给量的样本值来自《中国人民银行货币统计概览》。根据说明，各口径货币供应量的含义是:M0=流通中的现金;M1=M0+活期存款;M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