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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投资大陆对内资企业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摘要：基于大陆台资集中区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阐述台资溢出效应实现机制的基础上，运用新经济增长理论构建考察溢出效应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表明，台资流入对内资企业发展的影响轨迹呈倒U型曲线： 不断增长的台资流入确实对内资企业的产出有正溢出效应，但当台资企业所占当地市场份额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台资对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可能就会随其投资额的增加逐渐递减，甚至变为负溢出效应。 　　关键词：台商；技术溢出效应；竞争效应；动态面板模型 　　中图分类号：F75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10-0091-06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经济全球化的深化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加速了区域经济整合的步伐。随着两岸经济实力的增长及经贸交流的密切发展，台湾对大陆投资、经贸互动与交流日趋频密。2010年6月29日ECFA的签订标志着两岸的经贸交流、合作进入了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新阶段，也意味着两岸经贸合作享有比WTO更多的优惠，两岸的贸易、投资自由度更高，两岸间的经济合作也更趋紧密。 　　溢出效应最早由Marshall提出，是指一个经济主体在进行某项活动时，给外部经济主体带来的额外影响。当这种影响给外部经济主体带来好的经济效果时，会产生正的溢出效应；给外部经济主体带来坏的经济效果时，就产生负的溢出效应。自1979年以来，尤其是1991年之后，台商赴大陆投资蓬勃发展。截至2012年12月底，台湾核准对大陆投资项目累计40 208件，核准对大陆投资的金额高达1 244.90亿美元。台商投资大陆行为在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经济研究视角：作为大陆吸引和利用外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台资在大陆发展现状如何；台商投资行为对内资企业是否有溢出效应，溢出效应是正还是负，是如何实现的？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积极应对ECFA签订后的两岸经贸发展全新格局，巩固和加强两岸经济合作，深化和拓展两岸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成果已非常丰富，研究的范围涵盖了发??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体，研究中用到的数据类型有时间序列、截面和面板数据。本文参考近十多年来国内有关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文献，对其进行简要的综述。 　　潘文卿（2003）[1]研究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外商投资的溢出效应为正，但作用并不大且与当地的内资工业部门技术水平有关。姜磊、高云超（2004）[2]的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有很强的技术溢出效应，但其大小在整个技术进步水平中的比例不断减小。刘桂林、张韻慧等（2010）[3]研究表明外商在中国医药制造业的直接投资，不存在行业内溢出，但有行业间的溢出效应。朱玉杰、陈涛涛等（2010）[4]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的溢出效应，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使得内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较大提高。 　　不同于以上观点，姚利民等（2006）[5]利用2001—2005年省际面板数据，使用内生增长模型分析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存在显著负的溢出效应。段会娟、吴俊（2011）[6]基于江苏省两位数制造业行业数据，对江苏省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进行了研究，发现外资比重高的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存在较强的竞争性“挤出效应”。 　　总之，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其结果因考察对象或分析方法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不可一概而论。整体而言，专门研究台商直接投资大陆对大陆及内资企业溢出效应的文献还为数不多。张传国（2003）[7]研究表明台商投资确实能够推进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但其增长贡献呈下降趋势。此外，他还对就业效应、进出口贸易效应、产业结构效应这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周鼒（2009）[8]基于1993—2006年大陆地区三次产业的增加值与台商直接投资的数据，得出的结论是台资对三次产业的产出作用比较小，尽管该作用是正向的促进作用。戴淑庚（2012）[9]基于京、津、沪、苏、鲁、浙、闽、粤8个省市的相关数据，就台商投资对大陆集中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就业效应、贸易效应及产业结构效应进行了研究，得出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的结论。 　　借鉴以上研究成果，本文主要就如下问题进行探究：台商对大陆直接投资的行为是否对内资企业产生溢出效应，溢出效应是正，是负还是不确定性，大小又如何？溢出效通过怎样的溢出机制（或途径）得以实现。 　　二、台商投资大陆的现状特征 　　（一）台商对大陆投资的发展历程及其在台湾对外投资中的地位 　　自1979年全面完成十大建设后，台湾经济迈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此时，由于岛内市场饱和、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和产业升级压力等原因，很多台湾企业在岛内原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