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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对贵州省经济发展影响实证研究
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对贵州省经济发展影响实证研究
【摘 要】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简要介绍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内生作用的理论依据的同时,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自1978-2005年近30年来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对贵州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关键词】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经济增长
1.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省利用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抓住机遇,注重引进人才和技术,并且利用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的科研成果,不断促进技术进步,加大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力度。同时,各级政府不断强化服务职能,促进市场开放,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引导和监督,创新金融服务,完善各项法律法规,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然而,与全国经济发达省份相比,贵州省的发展水平仍处于落后水平。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能力还有待提高,只有在充分研究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互动机制以及贡献程度后,才能够分析导致落后的原因所在,才能够结合当前贵州省的实际情况,抓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促进贵州省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
贵州省在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如果按照古典经济学派对经济要素的加总和均衡分析方法,并不能很好的解释贵州省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的内在原因和机理。在贵州省3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关键在于贵州省的制度与技术变革,而不仅仅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简单组合。在这30年来,社会制度、企业制度与技术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已经成为推动贵州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1][2]
2.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对贵州省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省经济持续发展,年均增长率达到9%左右,连续20多年保持了经济高速增长的速度,这充分说明了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省在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于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进行定量研究,在当前技术条件下,很难找到一种权威的方法进行数理统计上的定量计算。并且由于数据来源以及数据估算上的差异,我们的定量分析??结果难免存在一些误差,但是,这些误差不会对我们在测算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指出,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除包括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外,还有一大部分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而这些因素所导致的增加的产出就是“索洛余值”,并且在20世纪60年代索洛用“余值法”测算出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且,当今国内外学者们认为“索洛余值”代表了包含科学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知识进步与积累等因素的广义的技术进步,以促使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促使经济增长。因此,以下我们从“索洛余值”所代表的广义的技术进步为基础,将其分解为纯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两个因素,来定量考察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
2.1 模型的建立[3][4]
我们使用包含广义技术进步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1)
现在,定义索洛模式的产出函数为:
(2)
其中,A代表包含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的广义技术进步,在索洛模式下,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式(1)中的代表自由规模下的广义技术进步,其接近于纯粹的技术进步。式中的的Y代表产出,K为资本存量,L为劳动存量,为资本的产出弹性,为劳动的产出弹性。
将式(1)化为对数的线性生产函数形式为:
(3)
我们使用最小二乘法和正则化处理可以求出参数、的表达式如下:
(4)
根据(1)、(2)、(3)、(4)式,我们可以求出广义技术进步以及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的相关指标如下:
(1)广义技术进步速度a:
(5)
其中,y为平均产出增长率,即GDP的年均产出率,k为资本存量的年均增长率,l为年均劳动力的增长率。由式(5)可以看出,广义技术进步率即GDP年均增长率减去资本存量和劳动力年均增长率加权之和的余值,这个余值包含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的因素。
(2)技术进步的速度:
(6)
(3)制度创新的速度:
(7)
(4)纯技术进步对产出的贡献率为:
(8)
(5)制度创新对产出的贡献率为:
(9)
2.2 指标和数据的选取
模型中需要用到的数据有:贵州省历年国民总产出、资本存量和劳动存量。在这里,我们用可比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国民总产出,以1978年为基期,将其他年份的GDP换算成1978年的不变价,并且以1978年为基期进行标准化换算;用可比价格计算的各种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产的资本形成总额换算成资本存量,用贵州省历年的就业人数来衡量劳动存量,并且以1978年为基期进行标准化计算。[5]
2.3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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