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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商业头脑做公益” 　　嫣然公益基金财务问题一波未平，广州弃婴岛关停事件又持续发酵。相关慈善组织频发声明，仍难消诸多质疑。 　　近年来，“慈善”一直是个敏感词。从官方慈善事业遭到公众质疑，到民间慈善机构因运行不规范被官方责令信息公开，处于官方与民间双重压力之下，中国慈善之路一直“步步惊心”。 　　2月中旬，香港永隆银行董事长、招商银行前行长马蔚华，接过王石的接力棒，当选为壹基金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成为这个中国最大民间公募基金会的掌舵人。 　　钱从哪里来？又该往哪里去？日前，马蔚华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表示，期盼公益慈善法律法规早日出台，建议将信托机制尤其是独立第三方托管和专业化投资管理等机制，引入公益慈善基金管理，把商业领域的理念和经验移植到公益行业中，推动我国慈善公益事业在透明度与公信力方面的建设。 　　慈善事业是“第三次分配” 　　201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支持慈善事业发展，让每一个身处困境者都能得到社会关爱和温暖”。这是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提出“支持发展慈善事业”以来，相关表述第9次出现在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 　　“对于慈善事业发展的问题，提高到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高度去重视，是一个信号，也将对整个行业发展起到重要影响。”马蔚华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同时，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已经成为弥合社会伤口的良药。在发达国家，一般把慈善社会事业叫做第三次分配，并把慈善事业看作拉动消费、促进就业、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不再是唯一的指标，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阶层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类矛盾也处于高发期。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回顾和总结过去工作的时候也指出，现阶段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 　　“在现阶段的中国，公益慈善事业不仅是促使一些社会问题得到及时解决的稳定器，而且也是社会发展的促进器，更是社会价值的凝聚器。”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指出。 　　“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使一些社会问题被及时发现，并通过公益慈善组织得到解决，贫富之间、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能够不断加深理解，这为缓和社会矛盾提供了有效途径。”王振耀表示。 　　政府包办慈善已经成为过去时 　　谈到中国与国外慈善事业的差距，马蔚华用了这么一组数据：“截至2013年6月30日，中国共有慈善基金会3192家，美国已经有6.6万个。美国1998年的时候就有120万个公益组织拥有税前扣除资格，我们只有148个。” 　　在慈善事业上，中国政府并不缺位。政府一直在大力提倡发展社会公益，很多地方的慈善会基本上是官方和半官方的状态。 　　但希望工程创办者、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指出：“正是因为过去30年慈善基本上只有政府可以办，民间不能办，政府包办了这个领域，导致中国公益事业发展落后。” 　　徐永光认为，政府做慈善有一个问题，它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要去做事，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权力越位，结果导致监管缺位。 　　因此在近年来一系列事件被曝出之后，很多人不再信任官办慈善。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在2010—2011 年向北大教育基金累计捐赠了超过10 亿元资产。解释这样做的动机时，黄怒波表示，他已经失去了对官办慈善机构的信任。 　　官办公益的困境给民间慈善腾出了发展空间。而此前的数年间，民间慈善的发展一直步履维艰。 　　中国社会科学院2月24日发布的2014年《法治蓝皮书》指出，未经注册的民间慈善组织在全国有100多万家。大量民间慈善组织由于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只能成为“黑户”。 　　《法治蓝皮书》还指出，政府过分干预慈善募捐，限制慈善组织发挥作用。由于没有合法身份，这些民间慈善组织活动受限，知名度低，筹款难度大，面对大量本可理直气壮从事的慈善活动只能望洋兴叹。 　　马蔚华认为：“慈善事业和很多法律制度有关，如私有产业的转承、国家税收等等，这些东西不明确，就会影响捐款的积极性。在国外，很多富豪做慈善的动因就是为了税收优惠。” 　　马蔚华同时指出：“尽管面临很多困难，2013年，中国民间公益在改革转型、创新发展中取得诸多进步，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每一个人均有平等权利和机会参与公益资源的分配，政府包办慈善已经成为过去，民间公益正迎着春天进发。”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4月，参与芦山地震的135家基金会，半个月内捐赠总额达12.2亿元，超过红十字会系统7.7亿元的捐赠总额。455万人把捐款投给了没有政府背景的壹基金，使之捐赠总额超过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华慈善总会。 　　企业管理不是把慈善基金用去做生意 　　2013年5月，卸任招商银行行长一职之前，马蔚华就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