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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中“舆情下线”防范 　　网络技术的发展为网民介入公共事件提供了难得的交流平台。近年来，网民频频对自己所关心或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公共事务发表观点和看法，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互动越来越频繁，边界日趋模糊。从虚拟过渡到现实，从言论发展到行动，“舆情下线”渐成泛化趋势，不仅影响网民对现实世界的理性判断，还形成现实矛盾冲突，引发区域性社会对抗或热点串联，对正常社会秩序形成冲击。 　　网民力量的存在，说明舆论影响决策、改善社会治理方式的空间正在拓展。对政府处置来说，把握网络“舆情下线”的主要特征和演变规律，有利于争取工作的主动性与前瞻性。政府部门与网络民意的良性互动，不仅可以避免出现“小事闹大、大事闹炸”的线下聚集运动，还能引导网上舆论朝着客观、理性和成熟的方向发展。因此，在互联网视阈下对“舆情下线”泛化趋势进行监测与规律分析，已成为加强官民良性沟通和顺畅互动的必然要求。 　　“舆情下线”成因分析； 　　第一，群体意识相互感染。 　　在信息发达的网络时代，社会公众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并且更勇于承担社会责任。近些年，分配不公、权利不公、官员办事不公、执法不公等现象时有发生，民众利益受到损害，产生相对剥夺感，有这种怨气的人往往会产生利益丧失感、被欺骗和被愚弄感、被侮辱和被压迫感。有了这种情绪基础和群体意识，一旦遇到与这种情绪相吻合的事件，就会迅速聚集大量围观人群，不满的情绪就会相互感染，从众心理的相互鼓励，积怨宣泄产生的强烈快感，使人们参与线下活动的动机大增。 　　第二，舆情处置简单粗暴。 　　我国目前正值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各类舆情事件频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习惯通过互联网了解世界风云变幻，传递对国计民生的关注，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然而，有些地方政府在处置和引导舆情的过程中，习惯用排斥社会参与的权力机制来解决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主管官员对事态的判断，对舆论监督的态度，政府公共治理的理念和技巧仍然严重滞后。诸如解释说服???够、方式方法简单粗暴，缺乏耐心、细心和责任心等，对网络舆情“下线”起到负面的催化作用。 　　第三，信息管制恶化事态。 　　公共事件出现后，地方政府习惯在封闭的环境下协调解决问题，对外封锁事件的一切信息，把“封堵打压”这种非常态的应对舆情手段当成“救命稻草”。网络时代，政府在处置舆情的过程中不仅要面对问题本身，还必须面对社会大众的质疑，封闭的、僵硬的内部处置方式将会产生连带效应，导致舆论关注重点从对事件本身真相的追究转移到对政府体制的质疑和批评。信息管制、阻隔或有限度的公开，容易形成“大道不畅、小道必猖”的局面，事态被传言无限扩大，公众一旦寻求“下线”聚集活动，就会给政府部门的形象造成重大损害。 　　第四，“意见领袖”推波助澜。 　　自媒体环境中，多元诉求促使各方声音迅速崛起，“意见领袖”在舆论场力量日渐强大，他们的言论具有很强的号召性和感召力，在某事件或话题上，意见领袖对待时局的态度观点和解决方案，常常能获得广大网民的共鸣，有时甚至摆脱了媒体依赖，能够改变事件的走向。一些意见领袖通过对公共事件和话题的介入，以嬉笑怒骂的煽情话语得到网民的追捧，撩拨民众对社会、政府的不满情绪和怨恨心理，网上的浮躁与喧嚣蔓延至网下，加剧不良情绪的蔓延。 　　“舆情下线”对社会管理有何影响？ 　　消解政府公信力。政府的公信力和民众的互信度，是社会健康运行和良性发展的重要资本，这种资本需要长期的互动才能累积起来。网络舆情“下线”表明正常途径沟通和解决问题的失效，久而久之会转化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情绪或政治情绪，在现实社会衍生出各种质疑、批评、追问、谣传甚至谩骂，最终推动舆情事件进入难以把握的不稳定状态，误导公众对地方政府作出不合作乃至对抗性的解读。在政府公信力不断被消解的同时，政府组织效能也越来越脆弱，给社会管理带来极大的困扰。 　　加大舆情应对难度。互联网门槛低、效率高、互联互通的特性，使得网络舆情能大量发布和快速传播。要实现有效引导社会舆情，就必须从根本上减少网络负面信息，这就需要根据网络自身特点，遵循“网来网去”的原则，集中力量做深入细致、定性定量的分析，实现对舆情事件的“靶向解决”。反之，如果应对方式趋于程式化、保守化，导致舆情“下线”自寻出路，就容易加大舆情应对难度，抬升舆情处置的社会成本，各种显性或隐性的不稳定因素激增，难以形成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 　　消解社会共识形成。社会共识被传递和被认同，对形成和引导社会公共价值、凝聚民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网络上喧嚣一片，杂音甚多，既体现了公众对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责任意识，也成为负面情绪的扩散器和社会矛盾的放大镜。要缓解社会张力，保持社会结构的弹性，必然需要一定的途径释放社会怨气，但过度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