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敌人》现代性灾难与后现代性狂欢.docVIP

《亲密敌人》现代性灾难与后现代性狂欢 　　【摘要】 关于现代和后现代，一个不甚确切的表述是，这是一组在文化图景上彼此重叠的概念。本文正是基于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双重视角，对导演徐静蕾新作《亲密敌人》的创作得失问题进行审视。一方面，依据现代戏剧的构成要素，指出现代性原质的偏离导致的结构缺陷；另一方面，借助后现代的开放场域，肯定文本中多元女性形象的塑造对传统女性主义的修正价值。 　　【关键词】 现代性；征兆；后现代性；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遭遇现代、后现代（也许还有“前现代”）的共时存在。这样的支离破碎并非总是让人欣悦，但它的确为电影实践提供了任意驰骋的余地；而对于阐释者而言，如何审视一部众声喧哗下的电影也就演变为一个挑战。一部现代性的影片总在于它所制造的焦虑性，阐释与其文本的内在关联便是揭示出那令人眩晕的核心谜底，在焦虑感被消除的同时建构起阐释的趣味。立足于《亲密敌人》现代性视角，我们看到的却是在杂糅拼贴的表象下，叙事策略对阐释地位的一再颠覆，颠覆导致的结构缺陷引发了阐释的移情效果，也将我们带入了后现代性的评论空间。后现代最引人入胜的部分，也是最易被视为洪水猛兽的部分。换言之，作为一部女性电影，影片中最热情洋溢的女性角色正是它最易遭受攻击的地方。因为它实在是太开放，太矛盾了。这一多元形象的塑造对传统女性主义提出的反动在于，一个“无边界”的形象构成，一个对性别身份统一阐释的破除是保持女性主义活力的崭新法则。它进而要向我们论证的是，在我们试图理解我们置身其中的喧哗时代时，如果我们不能用不断调整的目光接纳变化，那么变化将成为我们难以摆脱的噩梦。 　　一、陈建东的选择：现代性视角下的商战戏仿 　　当导演徐静蕾将《亲密敌人》定义为商战爱情片时，我们不难推测，一场硝烟四起的跨国收购战不过是展示男女主人公眉来眼去的背景设置。类似现代戏剧在建构起它的主动欣赏者的同时，我们能够接受庞大的叙事后景被推至视野边缘、永恒爱情主题被放至画面中央得以强化的一贯???路。因为，现代主义的教益就在于，“即便没有原质，即便机器围绕着空洞型旋转，那个结构，那个主体间机器也会照常运转”[1]250，现代主义是对这一空洞性的戏仿。依据齐泽克的解释，作为缝合男女主人公感情危机的原质，即商战本身在戏剧结构中拥有了自我隐匿的权利。这种权利就如同现代主义的始祖——“核心缺席”的戈多先生制造的终极虚无性。在齐泽克那里，任何由其空无结构而成的叙事都具有现代性的效果，比如电影《放大》里那具消失的尸体，比如希区柯克影像世界中那充满致命诱惑的“麦格芬”。 　　然而一场填充爱情背景的商场收购战如何实现它的结构不可能？设想一下，如果商战本身是非暴露的、图解式的，甚或是只存在于观念形态的“空”，那么《亲密敌人》将成为导演徐静蕾继《梦想照进现实》之后又一部先锋派或准先锋派电影，从而违背了该影片主流观众群体的定位。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取消商战的实体性以营造震惊体验，而在于如何在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中制造出神秘的缺席效果。于是，陈建东——被收购方布兰顿矿业的单一大股东——这一人物便被设置为原质的原质，复杂的人物网络关系便是围绕着这一结构的核心而被建构起来的。在这部杂糅了双语、奢侈品、世界公民的伪好莱坞商战影片中，陈建东无疑是真正持有话语权的唯一人。身为最具影响力的大股东，他的立场也就成为男女主角分属投行的必争之地——前者代表的安格以诱人的物质许诺以争取他的首肯；后者代表的高旗以长期的高额回报来赢得他的坚守。在南辕北辙的对抗中，陈建东的任何一个态度的倾斜都足以构成《亲密敌人》鲜亮的副标题——“陈建东的选择”。 　　对于这一“核心点位”的塑成，充斥着纯粹的神秘感。神秘如“快感之核”（1）般自由游弋，它规避着诠释的空间，就如布兰顿高层对陈建东的模糊评价：此人是最难搞定的！于是，最难搞定的陈建东被置于最为写意的前话语状态，在避免与任何其他能值连接在一起的同时，以其纯个人化的判断支撑起这场商战角逐的最终走向。从大英博物馆的顾左右而言他，到南非垂钓湖边的纵情家庭生活，再到面对香港媒体围追堵截时的太极外交，它始终自由漂浮，不倾斜也不表态，充满单纯的决断快感。事实上，我们的确很难在精明的商业角色和慈爱的父亲形象之间破解与核心秘密相关的信息，也很难依据他本来稀少的只言片语便将其与任何一方势力集团进行勾连。纯粹的神秘感成为“陈建东之为陈建东”的终极凭证，也是支撑戏剧一致性发展的重要线索。 　　但是，影片的现代主义取向导致征候朝向征兆的必然回落，核心点位的神秘快感被剥离，漂浮的能值必定要经受符号化的洗礼，成为叙事架构中必须被解密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还在大英博物馆浮光掠影的流连欣赏时，一句“我更愿意在北京的故宫看到它（一尊佛像）”便透露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