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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兴起与使命 　　学派，是基于研究主体、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旨趣等要素而形成的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群体，是特定时期特定领域之学术思想和理论体系的杰出代表 　　学派的形成，或因师承，或因地域，或因问题因师承者，如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间的传承，又如中国先秦儒、墨、道、法各派的传承，可称为“师承性学派”；因地域者，如西方芝加哥学派、剑桥学派、奥地利学派等，又如中国的濂、洛、关、闽、浙东、湖湘等诸派，可称为“地域性学派”；因问题者，如西方的重农学派、供应学派，又如民国初年开始，直至新中国建立后活动于我国台湾、香港等地的新儒家学派等，可称为“问题性学派”当然，学派往往有各种元素交叉融合流变，既有师承因素，也有地域、问题因素学派名称并无一定范式，如法律和经济的结合，可以叫作法律经济学派，也可叫经济分析法学派；重视功利的学派，在中国古代叫作事功学派，在西方叫作功利主义学派；等等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是以中国法治为研究对象，以探寻中国法治发展道路为目标，以实验、实践、实证为研究方法，注重现实、实效，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学术群体的总称概言之，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主要旨趣或宗旨是用实验、实践、实证的方法对中国法治发展道路进行学术阐述、理论概括和社会实验，强调中国特色、法治精神、实践理性以及公共理性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背景是中国的，内容是法治的，方法是实践的，视野是国际的 　　“中国”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一个重要限定词这个学派是将法治置于中国国情开展研究的，不盲目追随西方的理论，不盲目崇拜西方的模式，而是实事求是地根据中国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条件，寻找一条继往开来、融会中西、与时俱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法治理论体系 　　“实践”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另一个重要限定词中国法治实践学派不同于“纯粹经院式”的研究，而是“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①中国法治实践学派不仅关注中国法治实践本身，将中国法治实践中发生的种种疑难问题、典型案例和制度创新等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且直接联系实践，积极参与国家推行法治建设的各种实验和实践，运用实验、实践、实证的方法总结理论，再把理论应用于实践，以检验理论是否具有现实性、能否产生实效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所倡导的法治理论应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②中国法治实践学派不仅要指出种种法治问题，更要找出其存在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并且这些原因是真实的，这种方法是可行的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注重的是法治理论的实际效果和实践价值“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能是瞎说一顿”③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正在酝酿形成之中这个学派的胸襟是开阔的，视野是国际的，研究是开放的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在研究中国法治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对各国法治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保持密切关注，及时吸收各国法治的理论成果和成功经验，并通过比较借鉴、消化吸收，融入中国法治理论构建和实践建设中同时，在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视野下，中国的事功传统、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将得到充分运用；西方的实证主义、现实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理论和方法也会被重新审视、批判借鉴和合理运用 　　法治的真正根基和土壤在社会和任何一个学派一样，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兴起具有极为深刻的社会背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之所以首先由参与浙江法治实践的学者提出，是因为浙江素有开风气之先的“事功传统”，也因为浙江的市场经济走在全国最前列、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60%这样一个经济条件，更因为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提出“法治浙江”进而提出“法治中国”这样一个大背景倡导“实践”、“实行”、“实功”、“实事”是众多浙江学者的治学取向，“事功传统”也因此成为浙江的学术传统浙江永康人陈亮创立永康学派，温州人叶适创立永嘉学派，倡言事功，治学讲究务实，注重学术的社会效果陈亮和叶适的事功学派被称为“实学”，与“理学”、“心学”齐名余姚人王守仁创立“知行合一”说，“王学”重实践，即知即行，简明直接余姚人黄宗羲创浙东学派，力主文以载道，经世实用湖州人沈家本更是法学界经世致用的代表，是中国近代法学的奠基人，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改革家、实践家他立足实践、参考古今、博稽中外 　　浙江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是一个与国际高度接轨的先发地区浙江的民营经济尤为活跃在这样一个经济发达地区，法治先行先试，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提出顺理成章习近平同志说：“浙江省经济较为发达，市场化程度较高，民主氛围也比较浓厚，推进法治建设具有良好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完全有能力、有信心、有条件，也有责任在建设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