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境下林纾翻译“讹”与创造性叛逆.docVIP

历史语境下林纾翻译“讹”与创造性叛逆 　　摘 要：英汉语言文化的差异，译者主体的参与使得翻译创造性叛逆成为必然。翻译在富有创造性、缺乏完整性的不完满的状态下给英汉语言、文化、文学的发展带来了不可或缺的财富。林纾的译作中出现的“讹”也可归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的产物。 　　关键词：历史语境 创造性叛逆 林纾 　　“创造性叛逆”是法国文学社会家埃斯卡皮提出的，“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1]翻译即是创作，创作的结果就是叛逆。叛逆可以体现在语言、文化和文学等多个方面，几乎无处不在，引起创造性叛逆的原因有很多，如原语和目标语之间巨大的语言文化差异；为了达到信息的传达交际功能的实现译者对原文的增益或删减；译语读者及其主体阐释交叉作用的结果。林纾（1852-1924），清末民初中国有名的翻译家和文学家，主要从事西方文学的译介工作，虽然他不懂外语但与其好友合作，凭借合作者口述，再经其整合和创作，译作颇丰且独具风格、自成一家。 盛名之下，学者对其译作争论不一，“忠实”还是“叛逆”，抑或两者之间，难下定论。他的译本中存在大量的“讹”，备受争议。但是，在历史语境下，从创造性角度再次审视林译小说，不难发现林纾的“讹”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客观性。林纾凭借自己的文学素养和行文功底，在其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作用下，主体经过深刻理解后的阐释下，对原著的细微之处进行不断推敲和琢磨，产生的译文符合当时读者的审美情趣，极尽奇妙，甚至出于原作却更优于原作。判断一部翻译作品的好坏、真实与否，我们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和审美眼光来进行剖析和评价。林纾的译作将特定时期异域文化和文学结合起来从而使其扎根于中国本土文化语境之中，无疑为中国文化及文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道路。 　　一、林纾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对“五四”时期文化的影响 　　翻译不是一项纯粹的语言活动，还牵涉到各种非语言因素，特别是种种文化因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渗透在不同的语言中。因此，各个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赋予世界文化的表现形式和深层形态的多样和不等，文化的交融和渗透是通过各国之间在各个层面的不断交流和互动中建立起来的，而翻译对于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不容小觑。 　　五四时期，翻译欧洲文学作品成功的不得不提到林纾。他在不懂英文的状态下，在翻译中往往任意加以歪曲、增删，几乎近于创作。青年时代的他，关注世界形势的变化，心系民族存亡，认为中国要富强就要向西方学习。因此，他的译作向人们展示了异域西方文化，大大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译入语文化语境和文学范畴。“尽管林纾的译作有选材的不精，在内容和形式上对原文有一定的差别，但他的一百八十多部译作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不可抹杀的。”[2]凭借别人的口译，这个对外语一窍不通的人，用桐城派古文笔译了一百八十多部西方小说，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特别是翻译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林纾的第一部译作是《巴黎茶花语遗事》，震动了中国的作家和文学读者，《茶花女》所反映和提倡的思想形态与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不相符合的，小说中个人为本位价值观与家庭名誉为主价值观的冲突和碰撞，完美呈现了真挚爱情的伟大，批判了男主角父亲为维护家庭荣誉阻止男女主角恋爱的行径。同样，《迦茵小传》是描述两个互相爱慕的年轻人为了爱情自由与世俗观念和封建压迫做斗争的故事。不难看出，《迦茵小传》促进了“五四”时期青年的个性和思想的解放。可见，这类翻译小说正迎合了“五四”时代推翻封建专制的思潮，极大地冲击了封建礼教。“五四”时代另一部林译作品《黑奴吁天录》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巨大反响，它不仅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虚伪狰狞面目，同时也加强了民众为民族独立、国家强盛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信念和争取自由平等的思想。因此，林译小说积极影响了近代中国思想由旧向新的过渡和转变，大大推动了“五四”时期反对帝国列强、反对封建制度思潮的兴起。 　　二、林纾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对译入语文学的影响 　　目标语文学的多面性某种程度上来源于本国文学和异域文学的交叉和融合，译作不仅是翻译作品同时也是文学作品，其对于目标语文化的构成的影响不容忽视。它可以丰富目标语文学体裁、文学写作技巧、创作素材，也对文学作家的思想形成和衍变起到一定的作用，甚至还引发了文学创新运动。 　　虽说明清以来，随着古典四大名著等巨著的问世，小说创作渐渐崭露头角。但是，细看传统文学观念，不难发现一直以来小说不受重视，处于文学的边缘地带。直到鸦片战争以后，小说才真正得以正名。“林纾以其高雅的古文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这部女性血泪史，改变了白话小说粗俗文体的形象，从而把小说文学结构的边缘推向中心，为梁启超提出的‘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准备了条件。”[3]同时，林纾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译作不仅奠定了林纾翻译家地位，更重要的是，它还开创了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的先河。自林纾译书以来，译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