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义灭亲”到“亲亲相隐”回归.docVIP

从“大义灭亲”到“亲亲相隐”回归 　　【摘 要】本文从188条的规定出发，指出了我国近亲属作证豁免权的一些不足之处，并试图找出完善的规定，为我国的司法实践与今后的立法作出贡献。 　　【关键词】大义灭亲；亲亲相隐；作证豁免权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表明我国承认了近亲属作证的豁免权，是对我国自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布后，长期注重“大义灭亲”司法原则运用的一个颠覆，同时也是对传统法律文化中“亲亲相隐”理念的继承与革新，它体现着我们社会价值取向的转变，从把国家利益看的高于一切转变为更倾向于保护个人利益和家庭利益。 　　一、“大义灭亲”法律理念违背社会基本价值 　　从建国以后，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一直注重对“大义灭亲”的提倡与运用，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这意味着被告人的近亲属不去揭发他的犯罪行为，自己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除了发现真实以外，法律的规定还应当考虑到整个社会的稳定。法律不能强人所难，司法价值的追求也应当回归到人的本性，以人为本，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1 　　二、“亲亲相隐”与现代近亲属作证豁免权的比较 　　“亲亲相隐”这一理念之所以在我国历史上形成主流，主要是它符合我国家国一体的社会本质，反对连株，且符合人治的社会理念。这一原则不是某一国家或民族特有的文化，也不是某一历史阶段，某一阶级所特有的现象，它是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休谟曾说过：“一切科学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的有一些联系，任何科学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他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 2 《刑事诉讼法》作为法律这项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以调整人的行为规范为主要内容，因此，他更应该注重符合人性，但建国以来的刑诉法却忽略了这一点。 　　本次对刑诉法的修改又回归到了“亲亲相隐”的原则上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它符合人的本性与法律的本质。 　　当然，今天我们所说的亲属作证的豁免权与历史上“亲亲相隐”的原则是有差别的。被告人近亲属作证的豁免权是指“具有作证资格的人，由于特殊的原因，为保护自身权益与维护家庭关系，依法享有的不充当证人的权利。”可见，当今的近亲属作证豁免权并不是照搬古时的“亲亲相隐”制度，而是融入了新时代元素的规定。 　　三、我国的近亲属作证豁免权规定中的缺陷 　　新修订的刑诉法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有拒绝出庭作证的权利，虽然有所进步，但是依然存在不足。 　　（一）主体范围过于狭窄。我国只规定了配偶、父母、子女，而各国立法普遍把这一权利的主体界定为被告人的直系血亲或直系姻亲、三亲等内旁系血亲或两亲等内旁系姻亲。 　　（二）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且操作程序不够明确。任何一项制度都不是独立存在的，都必须有相应的措施与之配套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如果法院对有作证豁免权的近亲属证人采取了强制措施，会有怎样的后果，该近亲属如遇到这种情况时有何种救济途径等，都没有加以规定，无救济则无权利，这就会导致权利主体在实践中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 　　（三）权利的范围不够明确。我国只规定了近亲属有拒绝出庭作证的权利，但根据作证豁免权的内涵可知，它的核心是免除证人提供证言的义务，既包括提供书面证言的义务，也包括出庭作证的义务。如果只是免除其出庭作证的义务，而仍然担负着提供证言的义务，那么这种豁免权就是一句无意义的空话，并且这一规定可能演变成司法机关限制被告人近亲属出庭作证的法律依据。3 　　四、对我国近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的完善建议 　　近亲属作证豁免权是对证人的权利义务的再度完善，笔者从将从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完善意见。 　　（一）享有豁免权的近亲属的范围有待于进一步扩大。对于享有豁免权的近亲属的范围，大多数国家也都根据自己的国情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德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符合下列情形的，有权拒绝作证：（1）是当事人一方的未婚配偶；（2）是当事人一方的配偶，包括婚姻关系已经不存在的；（3）现在或者过去时当事人一方的直系亲属或者直系姻亲，或者三亲等以内的旁系血亲，或二亲等以内的旁系姻亲……”我国目前之规定了配偶、父母、子女享有拒绝出庭作证的权利，而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现为或曾为被告或自诉人之配偶、直系亲属、三亲等内的旁系血亲、二亲等内的姻亲或家长家属等；（2）与被告人或自诉人订有婚约者；（3）现为或被告自诉人之法定代理人，或现由或曾由被告或自诉人为其法定代理人者。”这与德国近亲属范围有一定的有相同之处，不论怎样，都是各国和地区根据自己本身的实际情况做出的规定，对于这一范围我国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