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舒巷城和刘以鬯创作看香港文学现代性意义主体性建设.docVIP

从舒巷城和刘以鬯创作看香港文学现代性意义主体性建设 　　摘 要：文学的现代性需要文学自身主体性建设，即要使现代文学在吸收现代化进程成果之上不断与传统相呼应来进行自身力量的建设。这点在大陆文学在从国共对峙到共产党执政的白炽化政治背景中完成得异常艰难，而此时的香港文学突破左右翼势力提供一个包容的建构空间，加之香港社会自身又受到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影响，使香港文学呈现出现代性意义的主体性存在。本文通过两位作者的写作来分析香港文学如何突破左右翼势力来完成这一目标。 　　关键词：香港文学 现代性 主体性 舒巷城 刘以鬯 　　“香港的文化空间在当时海峡两岸之间，是最开放和包容的。无论是国民党或共产党、右倾或亲左，甚或是不见容于海峡两岸的托派，都能够在香港自由活动。香港文化人均可自行选择，并各自宣扬信念或落实创作理念。因此，就当时两岸三地的政治及文化情况来看，香港可说是一种‘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容许歧异的声音同时争鸣，接受相互排拒的论述和平辩争”[1]在这样的宽容环境中，左右翼的对峙只是显在的文学思潮的考察，而隐性的文学思潮则是渗透于作家创作实践中的观念，也正是这观念促成了香港文学脱离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主体性建设，呈现出香港文学独有的艺术魅力。 　　首先，来看文学如何突破左翼的影响。虽然中共领导的左翼势力在文化领域中有绝对的主导权利，但作家自我的思想改造，自觉偏离政治主流文化意识的立场，使“香港文坛并未介入体制上的意识形态操作，左翼文学的强大并未影响香港体制的根本性改变”[2]，特别是吸收通俗文学的传统，与香港本土气息的结合，改变了左翼的政治氛围，呈现了香港本有的特殊风俗人情。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舒巷城为代表的乡土文学和以梁羽生、金庸为代表的通俗文学迅速崛起，成为突破左翼政治的最有说服力的突破口。 　　舒巷城的乡土小说克服了先前乡土小说异国情调和迷茫感伤的缺陷，形成香港本土的意识范畴。他的代表作《太阳下山了》最有这个阶段香港文学的本土性特征，被认为是“在情节结构、叙述文体及地方性格方面突破了‘左翼文学的模式’”[3]。小说突破左翼政治主要体现在他塑造的人物没有阶级的对立划分，都是纯朴的底层人民的真实再现，作者精心描绘的香港嘈杂肮脏的街头巷尾，带着最原始的天然气息也是对污浊的政治环境的有力对抗，环境与人物的交叉互溶，凸显了人性的纯朴善良，他们互助互爱的纯真友谊，也是对尔虞我诈的政治人格的尖锐批判。 　　在人物的塑造上，采用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全知全能地刻画了林江以及周围人物的性格特征，他们没有被上纲上线，不是阶级意识的代表，不被政治意识形态奴化，只是将自然人性张扬。“小说几乎都是正面人物，最多是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未见有反面人物”（潘亚?《香港乡土作家舒巷城》，香港《读者良友》）。如此，才使得小说娓娓道来，没有尖锐的矛盾冲突，只有在情景交融的诗意氛围烘托中，显现人物内心的悲欢苦闷，喜怒哀乐。情景交融的手法是中国传统的写作手法，舒巷城也是有意向文学本体价值倾斜，尊重文学本身的艺术特色。 　　从叙述结构来看，没有黑白二分的阶级对立，也没有明暗交替的善恶对抗，而是以单线条的叙述结构讲述了林江的成长经历。摆脱了阶级的斗争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成长中的不可避免的矛盾仅仅成为成长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塑造人物性格心态的组成部分，整部小说的节奏都是在平缓中进行，使读者真正沉醉于他所营造的乡土民间世界中。 　　从风俗人情的描绘上讲，“与下层人民，下层社会的‘浮世绘’俱来的，是小说浓郁的乡土气息。鲤鱼门、大贵港、西湾河、泰南街……这些香港的穷街陋巷，作家如数家珍地信手写来，而它们却深深地印入了读者的心目中”[4]作者丰富的生活体验融入到小说创作中，以本地港人的视野和心态去描绘自然景物和市风民俗，交错的地摊，鸣笛的邬船，嘈杂的麻将桌，无不充满着人情味，正是这狭小的空间却孕育出港人的美好品质，近乎白描的写作手法使得读者身临其境，也让作品活跃起来，这是任何政治作品所不能达到的艺术效果。 　　此外，梁羽生、金庸的新武侠通俗小说，融入了现代派技巧，超越政治的局限，却对政治以及人生有独立的思考；他们在中西文化的滋养中“跟香港英殖工商社会的市民文化的互动构成了对香港文化资源较深入地开掘”，这些都是对香港文学主体建设的开拓贡献。 　　其次，对于右翼的突破，一方面体现在南来作家“根”意识的强化，强调民族文化的承担感，另一方面在政治格局对立中的“美元文化”虽然有政治宣传的作用，但它打开了“香港与世界文化接触的窗口”[5]，以刘以鬯为代表的“实验小说”借助现代西方小说的技巧开拓艺术新天地，也对文学边缘性，无力感作出反抗。 　　刘以鬯是“实验小说”的先驱者。他的《酒徒》是“中国第一部意识流长篇小说”，并且“在南山一隅出奇制胜，率先使华文小说与世界新锐的现代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