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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言相对论角度谈思维与语言关系 　　摘要：主要从语言相对论的角度探讨语言对思维的影响，通过对少数民族学生的问卷和访谈检验出萨丕尔·沃尔夫语言相对论的局限性一面。进一步从翻译中不可译性的角度谈语言相对论合理性的一面。 　　关键词：语言 思维 语言相对论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无论是在哲学界还是心理学界，东方还是西方都有过很多研究。在心理学领域，以皮亚杰为代表的心理学家坚持认为思维是先于语言的。他认为从孩子生下来到会说话这段时间，是有思维能力的[1]。除了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也证明人类在旧石器时代还没有进化出舌骨，有语言是直到旧石器后期的事情。但是那之前原始人类已经具有思维并会制造简单的工具[2]。因此，思维是可以独立于语言而存在的。 　　一、语言相对论 　　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西方哲学关注的焦点。通常认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语言是思维过程必须凭借的物质材料”。不同的语言之间所呈现的语法，词汇，结构上的差别是否会影响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呢？ 　　早在19世纪，通晓多种语言的德国语言学家、思想家洪堡特注意到了语言对思维的介入，他认为：“语言用不同的方式对现实进行范畴划分，这些迥异的方式限定了我们大脑的组织方式”“语言就整体而言，处于人与人有内部和外部影响的自然界之间……因为人的认识和活动取决于观念，故观念与事物的关系完全受制于语言”。[4]洪堡特的观点在20世纪20年代影响了美国人类语言学家萨丕尔，在论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时，他认为：“人并非仅仅生活在客观世界中，也并非仅仅生活在社会活动的领域中，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充当他们社会表意媒介的特定语言的制约。‘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知不觉地建立在该社会的语言规范的基础之上的。”[5]萨丕尔的学生沃尔夫在观察现实生活和对印第安语的考察后，把这些观点发展成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这种观点认为：语言形式决定使用者对宇宙的看法，语言怎样描述世界，人们就怎样观察世界，世界上的语言不同，所以各民族对世界的看法也不同。该假说分为强势说和弱势说，强势说又叫语言决定论，即语言结构决定人的思维方式；弱势说指语言结构影响人的思维方式，但思维方式的跨文化差异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后者即本文所讨论的语言相对论。 　　二、问卷分析 　　本次问卷的主要受试者是来自贵州省各州县的少数民族学生，主要有苗族，布依族，侗族等。问卷调查得出，大部分苗族同学标出苗语中没有蓝色，有绿色，有红色。并在附言中指出他们用“绿”来表示天空的“蓝”。还有其他几个民族的同学也表示她们使用颜色的词不尽相同。布依族语言中没有橙色，用“黄色”来指代“橙色”。为此笔者亲自对苗族同学进行访谈。访谈结果是：所有受访的同学都表示他们能从视觉上区分天空和树叶的颜色，用一个词并不表示他们对天空和树叶颜色的认知是一样的。在此，笔者认为至少从“颜色”方面来看，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是不成立的。赋予颜色词汇的多少，并不影响他们对颜色区分的认知。 　　此外，句子结构方面和汉语差别不大。在苗族语言中，定语后置的情况非常多。这一点也证明了为什么苗族同学学习英语的定语从句比汉族同学更容易。翻译定语从句时也更加自如。布依族的语言中还有不定冠词后置的情况。这些语序上的问题不影响学生要表达基本事实的意义。 　　三、以《春晓》为例的案例分析 　　（一）句段不可译。第一句“春眠不觉晓”可以有下列组合关系：（1）“春”作为副词；“眠”为谓语动词；“不觉晓”作状语。春·眠·不觉晓。（2）“春眠”作状语；“不觉”谓语动词；“晓”作宾语。春眠·不觉·晓。（3）“春眠”和“不觉晓”看作两个单句。春眠·不觉晓。 　　这三种断句表达了三种含义，但是无论取哪一种，都不会与全诗的内容相冲突。这三种结构内在于同样的一个汉语结构中。而要翻译成英文的话，就必须由三个独立的句型来表达。取其中一个，必然否定另外一个。而在汉语里，形容词、副词和动词之间的转换非常自由。而英文中“副词”即发生某事的时间状态方式是属于一种范畴。不能随意变动，它只能处在汉语组合关系某种特定位置上。然而，如上分析：在中文中，“春眠”既可作状语，又可以作一个单独的句子，“春”和“眠”还可以分开，而这三种可能内在于一个句子中。取任意一种都不影响对整句的理解，这种汉语言的模糊性让意义无限延迟，没有归宿，但同时也给汉语读者带来意境的体验之美。 　　（二）主客关系不可译。《春晓》中无人称代词，主语人称代词的缺席是古汉语的叙事模式，这一模式已沉淀在现代汉语的“语言能力”之中。作为“我”的观念在诗歌创作中可以不进入思维领域，作为读者的另一个主体“我”也未出场，这样的缺席带来“无此无彼”的艺术境界。由此，一句“春眠不觉晓”将诗人孟浩然与读者之间的时空距离抹掉，带来天人合一的境界。 　　然而，在翻译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