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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松作品力量源于材质尖锐与不可触碰 　　记者：为什么选择在泰达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您的首次个展？ 　　艾松：在泰达当代艺术博物馆做这个展览，应该说是机缘巧合，在作品初步完成后我用手机拍了一张工作室的照片发给马惠东先生，马先生一分钟后回复：“我们合作，速来谈！”可以说，和泰达的缘份有点一见钟情的意思。 　　记者：您是如何发现并最终选择刺绳作为创作原材料的？ 　　艾松：是我逛五金市场时无意中发现的，当时凭直觉认为可以拿它做点什么，于是买了一捆摆在工作室——它让我想起了过去的战争，想起纳粹的集中营，想起了渣滓洞……，它唤起了我对于禁锢、迫害、封锁、隔离、拒绝的痛苦想像……，后来我发现这种材料在我们这个国家仍然到处都是。 　　我是学雕塑出身的，雕塑和装置被认为是艺术创作中的重工业，而且需要雄厚的财力，铸铜和石雕等传统材质既费钱又耗时，而且在当代艺术的语境里往往缺乏冲击力。这些年来我一直试图寻找一种更为适当的材料进行创作，物质材料的语言转换在当代艺术的观念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五年前我无意中发现了“刺绳”，它激发起了我的想象力和创作欲望，于是，我开始尝试用刺绳做了一个和平鸽，从这个和平鸽开始，逐渐创作了后来的一系列作品。 　　记者：您用的刺绳这种材质，它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艾松：我觉得还是一种不可触碰，这个材质它本身是不可触碰的，它的作用和功能也是不可触碰。实际上，我们有很多不可触碰的东西。还有，刺绳这种材质本身的颜色，以及金属本身的那种尖锐，甚至制作作品的难度，都是很让我着迷的。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这一系列作品的？ 　　艾松：这个展厅里所有的作品，除入口右边墙上的和平鸽外，都是从2009年开始做的，这一批作品没有参加过其它的展览，这次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 　　记者：您还会用这种材料继续创作下去吗？ 　　艾松：会的，我的工作才刚开始，这种材料我也許会用一辈子（笑）。可能我性格里有一种自虐的倾向，用刺绳做东西，对我是一个挑战，因为很不容易。其实我们大家都很不容易，所有的人都很不容易，除非我对这种有困难的东西没有兴趣了，或者说我这种自虐倾向消失了，我做这些东西，光是手套就扎坏了不下100双了。 　　记者：您有创作的团队吗？ 　　艾松：我有一个助手，没有团队，我平时就是一个工人的样子。 　　记者：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作品不能展出？ 　　艾松：不能展出？那我就继续做，直到有一天能够展出，我不相信一直不能够展出。 　　记者：中山装、天安门这种表现形式其他的艺术家也用过，您再用的话，有没有想过可能会招致批评和质疑？ 　　艾松：不存在你说的这个问题，从古希腊到罗丹，直至今天，人体一直是艺术家的创作对象。在中国，只要天安门、主席像、中山装的象征意义还在，它永远可以是艺术家的创作母题。 　　记者：您的作品体量都非常大，您在创作的时候，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 　　艾松：巨大的体量是我思考的结果，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一个好大喜功的时代，我们唯恐世界说我们不强大，在专制体制下，我们的很多东西都宏大的惊人、崇高得可笑，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国旗，有世界上最大的领袖肖像，我把相同尺寸的作品放进展厅，是想让每一名观众去体会这种伟大崇高的荒诞本质。 　　记者：所有作品在展厅的布局都是您设计的吗？ 　　艾松：对，当然也要和刘建国馆长一起协商的。 　　记者：您创作一件作品需要多长时间？ 　　艾松：平均下来雕塑大约一个月一件，《十字锈大肖像》、《充满象征物的背景》、《心灵史》《崇高之后，不确定的坍塌》《盛宴挽歌》这五件装置的效果要在展厅才能最终实现。 　　记者：全部作品有多重？怎么运过来的？ 　　艾松：粗算下来八、九吨，用18米长的大卡车运过来的。 　　记者：您的作品《首掌》，首，是领导的意思，但是它是用铁丝网这种伤害性很强的材质，打到谁，谁就会受到伤害，你是怎么想的？ 　　艾松：这个跟我的个人经历有关系。在我以往的工作经历中，我属于想法比较多的人，领导一直不喜欢我。我想，无论是小领导还是大首长，表面和蔼，但实际上往往是不太好触碰的一类人。 　　记者：您的作品里的天安门和纪念碑，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艾松：天安门和纪念碑？你说的是《城堡》和《大碑咒》这两件作品吗？纪念碑是我最早的母题，在遇到刺绳之前就有做纪念碑的计划，不过那时想做的是一座“中国农民纪念碑”，天安门广场上真正矗立的应该是一座“中国农民纪念碑”， 因为人民英雄的肉身本质是农民，中国的农民永远处在被“牺牲”的状态。而《城堡》这件作品其实是为了和《大碑咒》这件作品相呼应而创作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某种“气场”，有人把它和卡夫卡的《城堡》相联系。 　　记者：《崇高之后，不确定的坍塌》是基于什么创作理念？ 　　艾松：这件作品体现了我对于权力的质疑，我经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