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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地位 　　[摘要]就刑事诉讼本身来看，由于它主要解决的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刑事诉讼中，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国家与被告人之间本质上的不平衡，这是由刑事诉讼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但这种不平衡并不因其本来的存在而必然合理。文章从控辩平等原则的产生、造成控辩双方地位不平等的原因及如何改善控辩失衡入手，同时结合今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相关内容，通过保障被告人人权及采取其他相关措施以达到控辩双方地位平等。 　　[关键词]控辩平等；国家本位；保障人权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082-02 　　一、控辩平等原则的产生 　　诉讼模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刑事诉讼的发展过程中，最早出现的是弹劾式诉讼制度，个人享有控告犯罪的绝对权利，国家审判机关不主动追究犯罪，而是以居中仲裁者的身份处理案件。被告人在质朴、落后的诉讼模式中与控告方有着平等的法律地位，享有同等的诉讼权利，承担同等的诉讼义务。直至中世纪的纠问式诉讼制度，被告人沦为追溯对象，处于诉讼客体的地位。被告人不拥有诉讼权利，而仅仅被动地接受讯问甚至刑讯、消极地等待官方处理。刑讯则成为了取证的主要手段，刑讯逼供制度化，合法化。因此，在欧洲中世纪这个黑暗的历史阶段，与其伴随的纠问式诉讼模式是残酷的、不人道的，控辩平等也只是无稽之谈。历史的车轮向前驶进，落后的制度模式终将被先进文明的模式所替代。近现代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和大陆法系职权主义的出现，使刑事诉讼制度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强调通过当事人间的平等对抗发现“真实”，解决争议；而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强调运用国家权力查明事实真相，惩治犯罪。随着诉讼模式的变革，控辩平等原则应运而生。 　　二、我国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地位的名不副实及其原因 　　在刑事诉讼中，控方作为代表国家追诉犯罪者的一方，它是刑事诉讼的启动者，并且对刑事诉讼的产生、发展甚至终结起着很大的决定作用。同时，国家赋予它一系列的权力，集中体现在侦查取证方面。而辩方作为与诉讼结果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一方，虽然是刑事诉讼的重要主体，但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只是赋予它防御权，这种防御权在范围与权限上是不能与控方的追诉权相提并论的。由于刑事诉讼主要解决的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国家与被告人之间本质上的不平等，这是由刑事诉讼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但这种不平等并不因其本来的存在而必然合理。导致控辩地位显著不平等的原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家本位思想的影响 　　国家与个人的平等是控辩平等的理论基础。控辩平等原则，国外刑事诉讼理论称为“手段平等原则”，意指对被告在原则上应如同对待刑事追诉机关一样。刑事诉讼中的原告以国家公诉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就产生了国家控诉与刑事被告人辩护是否完全平等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就是：代表国家的控诉方诉讼地位是否高于辩护方的地位，而这种争论的实质就在于是国家本位主义还是个人本位主义的问题。国家本位主义即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主要适用于法、德等大陆法系国家。国家本位主义是一种传统的价值观念，国家被视为是个人的本源或者根本，个人是国家的派生，因此，国家利益永远高于个人利益，国家与个人之间是不可能平等的。反映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即强调刑事诉讼追究惩罚犯罪的功能，而忽视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功能，控辩双方之间没有平等性可言。 　　（二）控辩双方诉讼权利不对等 　　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控辩双方形成的局势是对立但不对等。这种不对等存在于很多方面，如律师的会见通信、调查取证、摘抄复制有关材料等。享有辩护权的一方总是会受到诸多的限制，致使诉讼活动的进行困难重重。 　　在质证阶段，从目前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来看，虽然提出当庭举证、当庭质证、当庭认证的庭审要求，但基于辩方取证权和取证范围所受到的限制，故而当庭举证非常困难。另外，证人出庭问题，控方都困难重重，辩方更是无所适从，加之无交叉询问规则，上述种种原因造成了在司法实践中质证难的现象。这样导致的结果理所当然是法庭当庭认证或者无所适从，或者以控方证据为主，更甚者导致下级请求上级，庭前庭后借卷，评议时进行认证等等与现行刑事诉讼模式不相适应的现象，这是对实体真实性的威胁。归结原因仍是辩方对裁判的合法影响力过于微弱，对抗不均衡、控辩不平衡最后导致对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负面影响。 　　（三）法官难以保持中立的形象 　　刑事诉讼法虽然在区分控审职能、界定控审关系上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仍然存在控审职能混淆的问题。例如，防止法官审前预断的机制仍不健全，法官的中立地位没有确定。传统上先定后审的弊端仍然存在，在实践中依然采用全部卷宗移送的法院、检察院大有所在。一方面，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