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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突围文化主义悖论 　　追溯那已热闹近30年的关于中国现代性的话语，我们会发现，尽管随着社会语境以及全球理论话语与框架的变化，其方向不断发生转移———从上世纪80年代对启蒙现代性的呼唤，到90年对“中华性”的强调，再到以后解构主义角度质疑一元化的现代性模式，提出现代性替代方案，再到从中国模式中推衍出普遍性的尝试。然而，争论的焦点似乎始终围绕中/西方、特殊性/普遍性打转。美国学者史书美发表于2001年的《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犜犺犲犔狌狉犲狅犳狋犺犲犕狅犱犲狉狀：犠狉犻狋犻狀犵犕狅犱犲狉狀犻狊犿犻狀犛犲犿犻犮狅犾狅狀犻犪犾犆犺犻狀犪，1917—1937）恰好演示了一番现代性话语中的普遍悖论：尽管学者们早已警惕，并不断挑战或试图超越二元对立结构，却总难突围。 　　一、半殖民语境中的现代主义 　　《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被公认为英文学界对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研究最详尽和最全面的研究著作。它别开生面地以“半殖民性”理论来概括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并将其分为三种类型：西方主义、世界主义和都会主义。五四一代对现代的渴望，对传统的彻底拒斥代表着一种“西方主义”（所谓“日本主义”不过是变体之一）。京派文学立足于传统文化来反思现代的方式是一种世界主义，此话语本身可被视作西方现代主义的自我修正，顺应一战后在西方世界兴起的文化反思热。新感觉派的都会主义则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接受，包括对其典型心理与生理病症的全面展示，以及对殖民主义的短暂遗忘。这三种现代主义代表了三种与西方“协商”的方式。作者将它们的形成归结于中国半殖民性的历史条件：一、多股殖民势力的非正式、非制度化地分散渗透，使得反殖民力量，尤其是对殖民文化方面的反抗缺乏明确的目标性。二、与正式殖民地相比，以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控制而非领土占领为主的统治形式使得帝国主义的恐怖和威胁显得间接和隐性，因而，在半殖民中国缺乏直接和“结构性”的反抗，以及对西方现代性的持久批判。三、与新殖民主义类似，西方帝国主义以文化霸权形式而并非以极端二元的殖民文化（例如，消灭殖民地语言等）的形式进入，使得中国的现代主义者得以将资本主义都市现代性与殖民现代性区别对待，同时将文化实践与实际的殖民实践相区分。对殖民主义的拒斥在一定的条件下与都会主义以及现代主义的文化的吸引并行不悖（随着日本在中国殖民进程的加剧，这种“平衡”最终被打破）。四、多元的殖民势力也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政治和文化立场上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一方面使得民族主义者与卖国贼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另一方面也促使知识分子越发倾向于将西方文化资源作为其在本土获得话语权的合法性根据。 　　因此，在作者看来，在此半殖民历史条件下诞生的三种现代主义文学类型，尽管在“与西方协商的模式构成了三种重要的进程”，但最终不免殊途同归为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话语逻辑，即仍是经过西方视角，而将西方视作普遍价值的裁定者，本土文化并未真正赢得与西方对等或均衡的对话机会，也未形成“真正的反殖民话语”。“西方迷思”归根结底是因为“本土文化已然被‘解构’，再不能被当成是一种公认的对抗手段，即使对那些提出本土文化复兴的人来说也不例外”（P44）。作者的文化本质主义基调在此浮现。 　　不过，尽管如此，作者认为这三者的尝试仍极具价值。正如其他对非西方现代性的研究一样，本书试图证明对中国现代主义与西方关系的梳理可以挑战将现代主义仅视作一个欧美运动的傲慢观点。而且，作者认为，诞生于半殖民语境中的中国现代主义是特殊的，“与通常的非西方反抗西方的二元模式———中国/西方、东方/西方的模式相去甚远”（P5）。如何相去甚远呢？作者从两方面强调了地区与全球的交互性影响：一是“理论旅行”的双向性。史书美反驳了爱德华·赛义德所描述的理论从西方到非西方的单线程旅行模式，指出其实中国早已参与到西方现代主义形成过程中。庞德的意象派诗歌是众所周知的例子。二是本土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挪用与文化权力之间的密切关系。作者借白露（TaniBarlow）在《知识分子及其权力》一文中的观点指出启蒙知识分子通过四种方式利用西方主义在中国建构了一种权力话语：即通过成为“普遍知识的代理人”，通过“使本国传统成为内在他者”，通过“将自身塑造为通晓多国语言的英雄式的主体”和通过“将过去妖魔化为退化的和传染性的”（P154），从而建构起高于大众的启蒙者形象。三种类型的中国现代主义者虽姿态各异，却殊途同归。 　　对西方的移植与挪用所带来的文化资本和象征权力无疑是讨论中西文化交互影响中能动性和主体性的关键。但史书美对中国知识分子多大程度上能动地利用西方思想而建立主体性其实持怀疑态度。陈小眉将后毛泽东时代的西方主义定义为“一种即便自身已被西方他者所利用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