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家摇篮”铺路人.docVIP

“音乐家摇篮”铺路人 　　1903年7月20日，贺绿汀出生在湖南省邵东县九龙岭镇的一个小山村里。因为热爱音乐，他从小山村走出来；因为热爱音乐，他完成了辉煌的艺术人生。整整九十六年，贺绿汀创作了三部大合唱、六部歌剧、近二百首歌曲、五首钢琴曲、七首管弦乐曲、二十七部电影音乐、五部话剧配乐，撰写了二百八十多篇（部）音乐理论文章、专著和述评，为中国现代音乐事业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而作为一名音乐教育家，从1949年到1984年间，贺老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三十五载，在自己最富盛年的时期，将全部心血倾注在这所中外驰名的著名音乐学府。他用毕生对音乐事业的追求，谱写了一曲坦荡激昂的浩浩长歌，用近一个世纪的艰难、坎坷与辉煌，树立起中国现代音乐史的一座丰碑，正如原国家主席江泽民所言：“谱写生活的强音，讴歌人民的事业。” 　　2003年7月20日，在贺老百年诞辰之日，老音乐家的英魂在其创作的《游击队之歌》的旋律下，在亲人、朋友和父老乡亲的陪伴下，回归故里。如今，时间又跨越了一个十年，2013年的中国音乐领域已然异彩纷呈，但贺老的音乐、贺老的贡献依然如中国音乐史的一座丰碑，为人们敬仰缅怀，永存史册。 　　上海音乐学院是贺绿汀后半生的工作之地，寄托着他的理想与追求。他在任的三十五年间，学院教学成绩斐然，人才济济，为中国音乐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如今，学院里处处还留有贺老的遗迹，而建国之初，当贺绿汀接受党的重托担任这所学校的领导时，几乎是从零开始。 　　“我的本领就是把有本领的人都请到上音来” 　　1949年10月26日，上海国立音专旧貌换新颜，开始了其发展史上新的里程——上海音乐学院成立。这一天，学院（当时称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召开解放后的第一个迎新大会，贺绿汀一身灰色军装、一双厚厚的布底鞋，满面笑容，步履矫健，重返他十二年前曾经读书学习的母校。十二年前，他离开母校投奔革命，今天，他带着党的委托，肩负着为新中国音乐事业培养人才的重担，来母校就任院长，贺绿汀为此兴奋不已。 　　然而，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上海音乐学院也是如此。当贺绿汀接手这所已有二十二年历史的高等音乐学府时，他面对的是二十多名教师、二十二架钢琴和一群在解放的欢呼声中带着对音乐的渴求来到学院的第一批新中国青年学子，教师不齐、教材不全、专业课开不了……在无数亟待解决的问题中，贺院长做的头一件事是请人才、抓队伍，集合起高水平的教学师资力量。 　　一封封恳切真诚、热情洋溢的信带着贺院长的期待，飞向海外的中国音乐家手中。贺院长在信中饱蘸笔墨地介绍了新中国的焕然一新和新中国音乐事业发展的壮丽前景……很多音乐家都是当年上海国立音专的学生，他们心系上音，接到贺绿汀的信后，深切感受到祖国的召唤，毅然放弃海外优厚的生活待遇回到上音。 　　丁善德从法国回来，与贺院长彻夜促膝长谈，对新中国音乐事业的未来充满信心。贺院长马上将作曲系对位、赋格、曲式学、自由作曲等多门课程的教学交给他，一年后又任命他为作曲系主任。 　　留法回来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在法国被誉为“中国之莺”。贺院长把她请来担任声乐系主任，并聘为教授，让她在专业上尽展才华。 　　当时只有二十岁的周广仁已经办好了去法国留学的一切手续。贺院长挽留她：“别去了，咱们刚刚解放，国家太需要人才，你就留下吧，国家将来会培养你。”就这么一句话，周广仁留了下来。 　　对于旧上海音专留下来的教师，贺院长同样厚爱有加，给予了充分的信任。作曲系的邓尔敬起初工作时有顾虑：解放伊始，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颇受欢迎，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却总有些抬不起头。贺院长以满腔热情开导他，并提出请他开设“曲体学”。邓尔敬的心被捂热了，但又担心教学所用的国外资料不全。贺院长又很快筹建编译室，将邓尔敬需要的作曲技术理论书籍统统列入了编译计划。面对院领导的全力支持，邓尔敬顾虑全消。钢琴系范继森教授的教学经验丰富，但对于这些新时代的学生，一向教学严谨的老教授深恐对学生要求太严会遭反对，上课时心里矛盾异常。贺院长了解情况后，公开在全院大会上表扬范教授教风严谨，呕心沥血，在钢琴教学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范继森的心里激动不已，从此对学生更加认真负责。 　　看着专家们一个个愉快地接受了聘书，旧知识分子一个个放下包袱轻装投入教学，贺院长才从心底感到真正的欢欣，他说：“我有多大本领啊，我的本领就是把这些有本领的人都请到上音来。” 　　“不能让专业不合格的人从这里出去” 　　五十年代是新中国的建设时期，也是革命热情高涨的时期，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在那个政治年代，接触社会、学习工农兵成为每一个大学生面对的课题，这也无疑成为上海音乐学院学生社会实践的重要部分，而重视专业学习，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是敢想不敢提更不能做的事。 　　1953年，赴皖北宿县地区参加土改的上音师生在度过了一个严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