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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图书无零售 　　中国古代图书零售的具体方式多姿多彩，大体而言，可分为商店零售、流动售书、上门零售三种。在城市中，三种零售方式都有；而在乡村，主要还是上门零售，辅以乡镇墟集时摆摊零售。 　　一、商店零售 　　商店零售属于中国古代所谓“坐贾”，包括：1.大部分中国古代图书生产者。因为大部分中国古代图书生产者不仅自己制作出版图书，还同时拥有书肆直接发售自己制作的图书；2.专营图书零售的书肆；3.兼营图书零售的商店，这些商店除了图书外，还卖文物古玩、文房四宝乃至香烛纸马之类物品。后二者自己并不制作出版图书，却参与到图书的销售中，他们所销售的图书是从制作出版者那里批发过来的。 　　为了更好地招徕消费者，商店尽其可能提供完善周到的服务，以此促进图书销售。例如清代福州南后街的书铺，“看书、购书悉听尊便，甚至备有笔砚供熟客抄录”（林应麟《福建书业史――建本发展轨迹考》，鹭江出版社2004年版，页592）。乍一看，准备笔砚让消费者抄书岂不是使得消费者不再买店里的书了？其实不然，精明的销售商以此聚集人气，吸引更多的爱书者到店里来，久而久之，自然会有更多的人购买店里的图书。而据瞿蜕园《北游录话》的描述，清代琉璃厂“真正卖旧书和碑帖”的书铺对于前来顾客的招待更为周到： 　　书店门面，虽然不宽，而内则曲折纵横，几层书架，及三五间明窗净几之屋，到处皆是，?几湘帘，炉香茗碗，倦时可在暖炕床上小憩，吸烟谈心，恣无拘束。书店伙计和颜悦色，奉承恐后，决无慢客举动，买书固所欢迎，不买亦可，给现钱亦可，记账亦可（孙殿起《琉璃厂小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页15）。 　　如此贴心的服务，自然会吸引众多好书者一再光顾。来的人多了，或去的次数多了，就会有买卖，更何况囊中羞涩时还可赊账，这让好书者碰见想要的书时更难以抵制购书的诱惑。但这种服务的提供，和这类书铺主要经营珍稀古本有关，对此类图书有兴趣且有购买能力的，多为“京朝学士大夫”，用今天的话说属于“高端客户”，方才有此待遇。清代时琉璃厂一般的书肆为了招徕消费者，也有高招： 　　盖向例，逢会试年，琉璃厂纸笔文具店必设法将上数科三鼎甲殿试卷横张于壁以示人，俾考试者知所效法。观者愈多，则生意愈盛，亦招徕之妙法。懿文斋、松竹斋，其尤著者也（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4年版，页692）。 　　琉璃厂的懿文斋书肆等设法弄来前几科殿试时的状元、榜眼、探花试卷，贴在店里墙上，吸引众多士子前往观看。这样一来，店里自然热闹，图书销售量也相应增多。 　　二、上门零售 　　上门零售在今天称为“直销”，其实这在古代也并不罕见。中国古代图书的上门零售，大概也有三种情况。 　　1.直接奔那些有图书需要且有购买能力的消费者家中去。例如，《北齐书》卷三十九《祖?传》载：“州客至，请卖《华林遍略》。文襄多集书人，一日一夜写毕，退其本曰：‘不须也。’?以《遍略》数帙质钱樗蒲，文襄杖之四十。”这个书贩找到文襄即后来的北齐世宗高澄售书，结果被后者骗了。再如，清代著名学者兼诗人赵翼年轻时很穷，虽然爱书却买不起书；归隐后，不但有了闲，更有了钱，于是大量购书。各大书贩闻风而至，《瓯北集》卷二十一《消夏绝句》（其四）：“解事童奴传好语，门前新到卖书船。”这其中，就有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中所谓“掠贩家”施汉英，《瓯北集》卷二十八《赠贩书施汉英》写道：“我昔初归有余俸，欲消永日借吟诵。汝从何处闻信来，满载古书压船重。”由于赵翼是江苏常州人，江南水乡最便利的交通工具就是船，于是这些书贩便用船装载着书到处零售。在江浙这种售书方式很常见，浙江湖州一带一度有很多书舶，这些书舶利用江南纵横交错的水道，将图书运载到各地零售。例如，当毛晋在门上贴出告示说“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旧抄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时，“于是湖州书舶云集于七星桥毛氏之门矣”（荥阳梅道人《汲古阁主人小传》）。湖州书舶消息灵通，逐利而行，而“云集”二字可见当时湖州书舶之多。清代乾隆年间张鉴在《瞑琴山馆藏书目序》中说：“吾湖固多贾客，织里一乡，居者皆以佣书为业。出则扁舟孤棹，举凡平江远近数百里之间，简籍不胫而走，盖自元时至今，几四百载。上至都门，下达海舶。”（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页333）据此，可见湖州织里的人们从元至清四百年间都是以贩卖图书为业，他们的书船几乎无远不届。清代乾隆年间另外一位著名文人蒋士铨在其《忠雅堂集?秋江载书图》诗中说：“不如吴兴估客卖书船，坐致千金等儿戏。”这里的“吴兴估客”即湖州书商，他们靠着书船发家致富。湖州书船历史悠久，声名远扬，甚至连乾隆皇帝都知道，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二十九日为四库馆征集图书事下谕道：“又湖州向多贾客书船，平时在各处州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