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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新思维政治修辞策略探析 　　【摘要】修辞作为达意传情的手段，在政治活动中有助于政治主体获得政治利益和政治权力，改变听众的政治态度，实现政治说服。在外事活动中，国家上层的演讲活动运用修辞策略，能够拉近演讲者与外国公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增强话语的感染力和说服效果。基于新亚里士多德学派代表人物——肯尼斯·伯克的“戏剧五要素”理论，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将习近平同志出访八国进行的演讲作为分析文本，总结出政治修辞策略的五个要素，即演讲者、演讲对象、演讲双方关系、场景、文化社会等，以体现一场成功的演讲是最大化地合理使用政治修辞策略，并将动机和认同合理运用在政治修辞中。 　　【关键词】新亚里士多德学派；肯尼斯·伯克；修辞；演讲 　　一、引言 　　语言是人类沟通合作的工具，其作用在于消弭差异，建构认同，服务于沟通的需求。语言相通可以密切人们的合作，从而使人的力量得以尽显。为了达到更好的语言使用效果，就不得不讲究修辞。“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主要为着意和情，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1]3，即修辞是运用语言手段来提高语言表达效果，改善表达方式的语言活动。“凡是成功的修辞，必定能够适合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境，极尽语言文字的可能性，让人觉得无可移易。”[1]11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仲尼引用古书（《志》）上的话说，言辞的目的在于表达意愿，文采可以让语言更加完美，不说话，谁能知道你的想法呢？说话写文章没有文采，就不能流传久远。修辞的实质是“言语交际中的话语效果调控行为，即发话人有效调控言语交际的进程和交际的各种参与因素，运用最具针对性的话语策略，最大限度地促使发话人所期望的话语效果的成功实现”[2]。 　　政治修辞和修辞是种属关系，修辞是一个相对较大的类，政治修辞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子类。“如果把修辞看作一个大概念的话，那么政治修辞就是这个大概念中的子概念。从修辞领域来看，政治修辞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修辞还可以包括文学修辞、法律修辞、艺术修辞等很多种。”[3]47政治修辞的主体是政治主体，政治修辞是政治主体围绕政治活动开展的语言活动，“政治修辞的目的是实现政治说服，是政治主体为了获得某种政治利益或政治权力而实施的说服活动。政治主体通过政治说服，可以维持或者改变民众的政治态度”[3]48。政治修辞的意义在于通过政治活动输出观念，实现政治活动主体间性，建立价值观，实现不同政治主客体间的身份认同，从而达到政治目的，以利于实现政治主体的政治功能。作为新一届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同志的演讲就属于政治修辞。政治修辞不仅阐述国家内政和外交事务，旨在表明观点，阐明立场，借助演讲这种形式来实现跨文化交流，消弭文化差异，沟通不同利益主体间的态度形成认同，这即是政治修辞的意义所在。 　　二、理论基础 　　修辞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在古希腊产生了民主形式的政府，这种民主形式使得人们有可能和有兴趣研究劝说艺术，以便有效地在议会进行政治辩论和在法庭上进行法律辩护。……古希腊时期，修辞主要是论辩。”[4]11亚里士多德作为西方古典修辞学的代表，将修辞学定义为“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5]，他将修辞学分成演讲者、主题和听众三个部分，特别强调听众的作用。演讲要想成功，取决于三个因素，分别是内容、文辞和演说技巧。演讲者的道德品质、听众的心情和演讲词是否合理说明某一问题这三个方面是演说能否实现劝服的方式。 　　古典修辞学发展到18世纪，西塞罗的《演说者》（De Oratore）、《演说》（Orations）和昆提利安的《演说原理》（Institutes of Oratory）等修辞著作在美国第一次复兴。“在20世纪30年代末，古典修辞学在美国第二次复兴。二次复兴的主要标志就是新亚里士多德修辞学（Neo-Aristotelian Rhetoric）的兴起。这次复兴表现在两个方面：运动文学批评和公众演讲（口头交际）。”[4]66肯尼斯·伯克第一次用“新亚里士多德学派（Neo-Aristotelian）”来命名在芝加哥大学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学术组织，他们借鉴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思想，建立了一套文学批评理论。肯尼斯·伯克“精通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和修辞学。他的著作非常丰富，光跟修辞学有关的书就有：《行为动机语法》（A Grammar of Motives，1945）、《行为动机修辞学》（A Rhetoric of Motives，1950）、《新旧修辞学》（Rhetoric—Old and New，1951）、《修辞情景》（The Rhetorical Situation，1973）”[4]73。 　　肯尼斯·伯克认为，人类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