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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缀那一方坍塌文化天空(下) 　　接下来要讲的是人物陌生化问题。人物陌生化我给它再取一个文学性强一些的标题“原来是你？！”所谓人物陌生化，就是在我们剧本创作中，写一些我们（观众）熟悉的人，比如李鸿章、比如梅兰芳。那么，写出来以后，并不是我们（观众）原来想像中的那个样子。不熟悉的人呢？我用排除法，如“她是贤惠的”、“她是善良的”、“她是温柔的”、“她是泼辣的”、“她是个女强人”、“她是个小女人”，把这些写人物的套路全部排除，最后塑造出真正具有鲜明艺术特色的人物形象。 　　人物陌生化是我在长期创作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不遗余力地在各种场合把它推广。如果说提炼主题别人还似曾相识，那么人物陌生化在我看过的书里是没有的。举例子都举大家知道的，我先举个大家不知道的：这次我花几年功夫写了一部电视剧《广州十三行》。十三行是清朝半官方，垄断性的对外贸易机构，里面一个首富叫伍秉鉴，他祖籍福建，在广州做生意。这个首富是什么概念呢？当时大清朝乾隆盛世的时候年收入是五千多万两银子，他的家产有2600多万两。关于十三行，几乎所有资料都说这些商人是在贪官污吏、腐败的清王朝的统治下和外商如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夹击下过日子，最后毁灭。我就想，如果是这样，他们怎么能做到世界首富？伍秉鉴还是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如果他像我们史学家所考证出来的那样，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成就？两个细节曾经打动过我。一、伍秉鉴的办公室里全是白人书记员。请试想一下，那时我们的国人，甚至高层统治者，连西洋人的概念都没有，他用的就是白人书记员。第二，美国的华盛顿总统专门写了一个便条，替自己和夫人到十三行采购中国的南京布和瓷碗。这两个细节打动了我。第一个细节证明我们那时候的商人对于时代格局的把握，证明了商业地位带给他的尊严；而美国总统亲自给他写便条来为他和夫人采购物品，证明十三行在世界上的影响。 　　我还要讲《走向共和》的例子。我写《走向共和》以后，引起全国很大的争议。有的史学家很失落或者有意见，我当时就给媒体讲，他们不必失落或者有意见。第一，与《走向共和》有关的学术论著我都看了；第二，他们研究二十年、三十年。但李鸿章是怎么一回事，三十年了大家还是不知道。我通过《走向共和》把理性的东西变成艺术作品，呈现给观众们。自从《走向共和》播出以后，全国再难妄言李鸿章为卖国贼，这是史学家做不到的，但这正是我们艺术家要还原给人民群众的，这就是人物陌生化的重要意义。 　　在我写《走向共和》之前，李鸿章卖国贼、老迈昏庸的形象深入人心。但我看到一张照片，他在天津视察大沽炮台的照片：他头上包着青布帕子，穿着一身黑色短打，腰间系着一根带子，带子上插着沙皇皇太子送他的金色左轮手枪，那年他73岁。他作为洋务运动上升时期的代表人物，他这种朝气、这种代表新兴力量的豪气等都体现出来了。这就和我们史学家和我们印象中包括《甲午海战》里面的形象完全不一样，但是这就是陌生化的、历史真实上的李鸿章，是观众平常想不到的李鸿章。大家都讲李鸿章写得好，写得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物陌生化，因为我把与观众印象不同的李鸿章展现给大家。而伍秉鉴是因为我掌握了大家平时忽略或者没有找到的资料，然后认为有些商人并不是大家想像中的那个样子。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开始全球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中国在商战上彻底失败。但这失败中出现了一些悲剧英雄，如伍秉鉴。我在电视剧《十三行》里也就是塑造这些悲剧英雄，我相信这个戏出来以后对我们当下有启迪作用。我们现在的财政经济状况欣欣向荣，那时候全球三分之一的财富都集中在中国。伍秉鉴是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我们现在是美国最大的债权人，而且这种商业形式和那时候真是惊人的相似。所以我想这个电视剧出来，这个人物出来对我们今天有启迪。我们的历史往往是被曲解了的，我们的历史有太多太多的谬误。我创作的时候本能地去怀疑一切，从怀疑去开始创作，结果，果不其然我的怀疑是正确的，那些结论是荒谬的，伍秉鉴的例子、李鸿章的例子都证明了这种荒谬。 　　60集电视剧《毛泽东》是写毛泽东的历史。最早这个题材是写《恰同学少年》以后，让我们接着完成《风华正茂》这个电视剧。我坚决不干，不写有两个原因。写《恰同学少年》时是韩剧、日剧、台湾校园剧非常得势的时候，我不排斥这些，但是我有我的青年偶像的标准。很多年前就讲一种文化现象，“男人跳舞像女人，女人跳舞像小孩，小孩跳舞像木偶”。今天的这些快男们，一个个“乖伤了”，漂亮得不行，但是把他们派到南海，可以想像是什么情况。快男好多都戴着耳环，他们体现出来的气质没有男子气概。快男有个“男”字啊，男子汉大丈夫还是应该有丈夫气概。所以我才想到写《恰同学少年》，写那特立独行的、真正忧国忧民的、倔强的、胸怀大志的湖南的年轻人。虽然我没有想到《恰同学少年》后来会那样成功，但是我知道至少是会不同凡响。因为我头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