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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对迪庆藏医药影响 　　【摘要】迪庆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滇、藏、川三省交界，因其地域特殊而形成了与其他藏区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既属于藏文化系统，但又拥有不同于其他藏区的自身发展规律性和独特性。这种特殊的地域、政治、经济和文化对迪庆藏医药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社会历史；文化；迪庆；藏医药 　　【中图分类号】R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517（2013）10-0005-02 　　藏医药是迪庆起源最早的医学体系。从德钦县境内的永支、纳古、石底一带的石棺墓文物资料证实，早在新石器时期，藏族的先民就已分布在德钦县境内。在同大自然及疾病斗争过程中，逐渐产生了藏医药的原始疗法“苯医疗法”。从最早的“苯医疗法”至今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藏医药与中医药学、天竺和大食医药学不断碰撞涵化，在公元7世纪初到8世纪逐渐形成藏医的理论体系，于元朝时随藏传佛教的传播进入迪庆，流传于中旬、德钦一带。迪庆藏医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特别是藏传佛教和苯教的影响。 　　1、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 　　7世纪初，松赞干布在拉萨建立了吐蕃王朝，其势力约在此时扩张到滇西北地区。唐初，佛教传人藏区，并发展为有自身特色的藏传佛教。吐蕃势力南到南诏，藏传佛教随之传到迪庆，并在迪庆设身川都督府，迪庆大部分地区脱离了吐蕃的统治。元朝时期，蒙古蒙歌汗“元跨革囊”，通过迪庆腹地，进入大理。元朝统一中国后，大力推行土司制，明王朝大力扶持木氏土司，希望通过木氏钳制迪庆。此举成功的阻止了西藏势力南下云南。形成了藏汉、藏纳西等各族文化交融的局面。清朝，迪庆归滇和改土归流的政策，使迪庆人民接触到更多的内地文化。 　　1660年开始，迪庆属于西藏地方政权的管辖下，由于在1653年顺治帝将西藏的宗教权交给五世达赖，故有规定，迪庆大寺院的喇嘛名额由达赖奏请清帝确定；喇嘛若要取得高等学位（例如“哈郎”和“格西”），必须要在拉萨三大寺学习和考试。这些制度成为连接内地和西藏的政治军事文化枢纽。特别是迪庆归滇后，清朝结束了硕特部蒙古势力对迪庆行政和军事的管理，开始了清朝直接管理西藏的历史，并划分西藏、四川和云南的地界，将中甸、德钦和维西归属云南。 　　迪庆地区也是连接内地和西藏的贸易枢纽。1688年达赖经康熙批准在中甸互市。迪庆经济以农牧为主，还有金沙矿业。但是农产品勉强自给，可供交换的只是皮革、山货、药材和金银。西藏经贸结构与此相似，对内地货物的需求也与迪庆地区一致，主要是盐、茶、糖、绸、布和金属制品。中旬的中心镇从那时起就成为滇藏之间的商品集散地，并在季节性的贸易中孕育出特有的房东制度和驮运行业。经济因素影响了藏民的生活质量、藏医的发展水平以及其对外交流的程度，促进了藏医学同中医学和其他民族医药的交流、吸收和借鉴，使其理论体系和诊疗方法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 　　迪庆在归滇和改土归流之前，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与西藏保持一致，但在其之后，迪庆藏医药就融入了更多云南内地的其他民族医药和汉族医学的特色。迪庆归滇是的迪庆历史上的又一重大转折点，也是迪庆藏医药发展的一大转折点，是造成迪庆藏医药文化多元性的一个重要条件。 　　2、藏传佛教的影响 　　藏族宗教文化中的苯教是土生土长的宗教，公元7世纪左右佛教传到西藏，在雪域高原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与藏族原始宗教苯教相互斗争、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形成富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对于藏民的重要性和关键性在于，从某种意义上讲，藏传佛教是藏民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它对藏民族自身发展壮大始终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地处滇、藏、川结合部的迪庆藏族全民信教，宗教问题具有更为突出的长期性、复杂性、群众性、民族性和国际性。明、清时代，藏传佛教在迪庆境内进一步传播，“白医法”、“黑禳法”、“华寿法”等有关藏医学及养生方法的论著随之传入。故不管是地域的便利，还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宗教的联系，迪庆藏医学的理论体系和西藏藏医学体系一脉相承，但又具有“和而不同”的特点。 　　藏传佛教与藏族医生医德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四部医典》把医方（学）称作“是无须诵经即可获得的护身符，是迫使勾命鬼畏而远离的转法轮，是消灭一切病魔的英雄汉，是人体康泰的保持者。”它对医生的身、言（语）、心（意）三界之德做出了具体的要求：要终生之业尽其身界，备齐药物，为患者尽责；尽其言界，准确指出所患疾病，并好言劝阻患者；尽其心界，深入分析思考。医生在身、言、心三方面，都要为众生做出榜样。对此，李晓林作了如下推论：宗教竟然成为了一种后来世俗化的职业界定的道德规范。在这里，宗教和医学如此完美的结合起来，带给人精神和身心的慰藉和关爱。 　　3、苯教的影响 　　关于藏医的起源问题，学者甄艳认为藏族最早